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芥末堆 2月17日 大衛(wèi) 劉小黑 報道

1月31日，在技術服務商組織的武漢“空中課堂”客服群里，陳暢不停拋出關于技術使用的問題。她是武漢江岸區(qū)四唯小學的語文教師，當時尚未到小學線上授課的時間。

陳暢的經歷是疫情期間，國內公立學校教師們都面臨的問題。缺少在線授課經驗的他們，正在摸索嘗試在線授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教育部要求大中小學幼兒園等學校推遲春季學期開學時間，通過在線形式開展教學。這意味著全國將會有超乎想象的學生將接受在線授課。根據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1.38萬所，在校生1.50億人。

接受考驗的不僅有教師，更來自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早期諸多地方教育局、學校更偏向硬件采購，從業(yè)人員的技術素養(yǎng)普遍缺乏，加之產品使用門檻、各產品的融合程度等原因，軟件建設較為薄弱，不足以支撐疫情期間動輒成千上萬人同時在線上課的應急需要。

因此，通過第三方在線教育平臺開展“空中課堂”成為各地教學的替補方案。但芥末堆同時注意到，這些年來，盡管“空中課堂”從早期的視頻會議模式一路演變到如今的直播互動模式，因在免費和收費的模式中掙扎，發(fā)展處境也頗為尷尬。

錄播還是直播？疫情下不同的在線教學路徑

1月29日，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收集時表示，“擬于2月17日開通國家網絡云課堂，保障防控疫情期間中小學校 ‘停課不停教、不停學’工作?！备鶕袊逃龍笙?，截至2月19日12:00，國家中小學網絡云平臺網頁瀏覽次數(shù)2300萬，訪問人次1500萬，覆蓋全國31個省（區(qū)、市）。

事實上，受限于技術條件，許多學校首先采用在線錄播課開展教學。

高二化學教師龔善所在的湖南瀏陽實驗學校，早在2018年便和上海一家公司合作推行智慧課堂。但因平臺沒有直播功能，面對疫情期間在線授課要求，教師只能做錄播課。

“在錄微課時就經常出現(xiàn)口誤，面對面授課，10分鐘講完的課，在線上通常要用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贝送?，龔善還擔心學生的學習效果?！袄蠋熁?個多小時錄制一個講知識點的小視頻，但最后發(fā)現(xiàn)，真正去聽的學生并不多。

擁有十年教齡的教師李凱利對龔善的焦慮也感同身受。不同于瀏陽實驗學校，重慶市沙坪壩區(qū)紅糟房小學允許老師自己選擇教學工具，考慮到學生家庭條件等情況，她采用錄播模式授課。她認為錄播的難點來自，教師在前期備課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課中無法與學生進行面對面互動、無法確認學生到課情況等三方面難題。

李凱利將剪輯后的錄播課上傳到自己的公眾號上

采用直播授課的陳暢沒有上述擔心。她所在的學?；凇拔錆h云”進行直播授課。一位武漢公立小學的老師向芥末堆解釋，平臺除提供直播授課外，可以實現(xiàn)向學生提問、推送題目、批改作業(yè)等功能。但陳暢屬首次接觸，她擔心技術陌生。為解決該問題，除了客服群服務，學校也給老師發(fā)了一些使用指南。

此次疫情，讓諸多學校不得不開展“空中課堂”服務?！澳悴簧希瑒e的學校就會利用疫情趕進度”，一位為安徽諸多學校提供教學服務的企業(yè)負責人表示。

除此之外，大量在線教育解決方案提供商也選擇在疫情期間為公立校提供免費服務。但在業(yè)內人士看來，這只是特殊時期的應急之需，“供應商看中的是用戶，學校在意的是教學”，畢竟沒有學校想在疫情中落后，疫情之后，線下教學依然會回歸正軌。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疫情之后，教育局和學校對空中課堂的關注、利用和投入將會持續(xù)提高，“至少我們不需要再跟客戶解釋什么叫空中課堂了”，263企業(yè)通信公司教育行業(yè)客戶部總監(jiān)牛登林向芥末堆說道。而對市場來說，在技術供給逐漸成熟的情況下，各機構基于地域性的服務與運營的精細化將注定著一個分散市場的形成。

空中課堂迭代：從會議模式到直播互動

早在非典時期，“空中課堂”就有過一次廣泛運用，不過彼時承載線上教學的載體是覆蓋面更廣的電視。隨著國家為解決教育公平，促進教育信息化建設，“空中課堂”的呈現(xiàn)形式在不斷升級。早期在校內的使用偏向于現(xiàn)如今的雙師模式，“以教室為單位，采購視頻會議系統(tǒng)等硬件設備，學生集中到一個教室上課”，牛登林說道。

《關于“空中課堂”的調查報告》部分內容

其中，2012年提出“三通兩平臺”的建設之“優(yōu)質資源班班通”中提到，要通過不同的應用模式，把信息技術在教學活動、教研活動以及跨校教學中的應用變成一種常規(guī)行為。為推進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共享，還應重點推進“專遞課堂”、“名師課堂”和“名校網絡課堂”的建設。

對上述三種課堂的相關解釋

在2016年教育部關于《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guī)劃通知》中又明確指出，創(chuàng)新推進“名校網絡課堂”建設，帶動一定數(shù)量的周邊學校，使名校優(yōu)質教育資源在更廣范圍內得到共享，而名校的課程可以利用市場化、企業(yè)化運作的機制快速普及，輸送到其他學校。

彼時，以“三通兩平臺”為主要標志的各項工作也取得一定進展，據《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guī)劃》總結，全國中小學?；ヂ?lián)網接入率已達87%，多媒體教室普及率達80%，全國6000萬名師生已通過“網絡學習空間”探索網絡條件下的新型教學、學習與教研模式。

在這之后，公立校的“空中課堂”建設進入了快速的發(fā)展期，大部分基層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漸漸習慣于對硬件設備的采購，有的學校還和一些技術服務商開展合作。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語文老師秦嶺對芥末堆表示，上海早就開始利用網絡對課時不足的學科進行專題知識的補充授課，同時也對學生寒暑假作業(yè)進行直播答疑。而在高考大省安徽，補課似乎是很多學校進行線上教學的常規(guī)做法，“放假時間過長，老師不希望孩子在家里太松懈，特別是高二高三，那老師就在家里直播，孩子在家里學，每天打卡”，上述安徽企業(yè)負責人表示，但這一般都是安徽有購買能力的頭部學校能做到的。

牛登林總結空中課堂的四種模式

目前來看，空中課堂主要分教育局和學校兩個主體，分別有四種模式，據牛登林介紹，教育局開發(fā)的收費和免費的“空中課堂”模式提供的內容一樣，“就是組織本校或本區(qū)最好的老師，在周六周日或者寒暑假給學生們進行上課，區(qū)別只在于錢是誰出的”，

而學校若經濟實力允許，那么他們會購買技術平臺的服務，免費為學生提供，但若沒有此類預算，那么學校就會通過收費的形式展開“空中課堂”的服務。至于教授的內容，“各個地方的上課進度、教材、老師講的都不一樣，都是以區(qū)域為單位的，目前并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空中課堂”。

牛登林透露，“目前最成熟的區(qū)域應該是江蘇和浙江、之后是安徽、山東、山西等地，很多其他地區(qū)的學校和教育局都在學習他們的經驗”。

免費授課恐流于形式，付費模式或觸碰禁忌

多年以來，教育信息化建設重硬件忽視軟件的投入，使得弊端在此次疫情中凸現(xiàn)出來。

牛登林認為，這種以教室為單位的空中課堂形式，使得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偏向視頻會議系統(tǒng)等硬件采購，很多當?shù)亟o學校和教育局在部署技術和設備的大型集成商，“會說（自己提供的技術設備也）有直播的服務，但其實頂多支持幾百人同時在線”。

但事實上直播課完全不同于線下面授教學，對直播工具選擇要講求穩(wěn)定性、易用性和設計感，同時也對老師的課堂設計、信息化素養(yǎng)等提出挑戰(zhàn)，甚至也要考慮到學校不同產品系統(tǒng)的銜接和融合問題。這給公立學校和技術服務提供商都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zhàn)。

牛登林表示，疫情期間，學生需要居家上課，教育局和學校要求的學生同時在線人數(shù)，動輒成千上萬，甚至數(shù)十萬，“這個跟原來他們設想的平臺能支持的容量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湖北仙桃一位私立中學的歷史老師李池告訴芥末堆，學校之前引入的教學系統(tǒng)內容不完善，很多需要的教學資源都沒法提供。

要讓學校真正把直播課堂做好需要協(xié)調諸多方面的資源。而對于技術服務提供商來說，同樣需要技術的迭代更新，功能的開發(fā)設計和服務的及時跟進。

2017年寒假，北京市密云區(qū)教委組織近百名優(yōu)秀教師組成專家團隊，通過“直播課堂”開設優(yōu)質課44節(jié)，就動用教育局技術部門、行政部門以及研修學院和學校等各司其職。此次疫情期間，深圳面向社會發(fā)布在線教學解決方案征集。其中，是否提供現(xiàn)成的視頻課、是否支持線上直播及師生互動、曾支持過的最大直播在線人數(shù)、是否支持學生作業(yè)提交等都成為其考察的指標。

深圳發(fā)布在線教學解決方案征集推薦表內容

藍象資本高級投資經理陳晶撰文分析，“過去三通兩平臺的建設以及大量的信息化設備鋪設、云平臺的搭建使得很多學校本身是有線上化基礎的，學校使用的硬件產品、軟件平臺是有一定基礎的。受制于從業(yè)人員的信息化素養(yǎng)及產品的使用門檻、不同產品的融合程度等原因，公立學校的軟件信息化一直沒有特別的通暢”。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guī)劃》中也提到提到，信息化與教育教學“兩張皮”現(xiàn)象仍然存在，體制機制尚需創(chuàng)新，廣大師生和教育管理者的應用動力有待進一步激發(fā)。且諸多學校只管建設不顧安全、只管硬件忽視軟件、只管數(shù)據采集不顧數(shù)據維護的粗放式管理模式比較普遍。

這也是此次諸多地方教育部門及學校尋找第三方在線教育技術提供商的綜合原因所在，即通過第三方企業(yè)的技術能力彌補軟件問題。若想真正把空中課堂做好，除基礎建設，更需要把老師及相關合作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其中涉及利益驅動，同時又指向模式的兩難。

目前學校空中課堂收費經常以自愿繳納空中課堂技術平臺服務費的形式呈現(xiàn)。牛登林告訴芥末堆，“學校和教育局組織的空中課堂，是本校或者本區(qū)最好的學科帶頭人上課，課程完全免費，有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上課過程中消耗的服務器和帶寬的平臺技術費用?！?/p>

“免費的模式沒有生命力，常常會流于形式?！迸５橇终f道。

解決辦法并非沒有。牛登林認為，“空中課堂是公益課堂不是付費課堂，其跟傳統(tǒng)的的線下老師有償收費和第三方的在線教育平臺有本質的區(qū)別，在當?shù)馗懈偁幜??！彼硎?，有學校背書、滿足學生剛需家長愿意買單、復制成本低、又能收回成本，學?？梢哉耶?shù)貦C構一起運營，合作伙伴也愿意。

但一個關鍵問題，要收費又怕觸及政策禁忌。

教育契機、設計思維與分散市場

在長期致力于信息化與學科學習融合研究的秦嶺看來，空中課堂的技術服務已不成問題，關鍵在工具背后的設計思維?！凹夹g很好，功能很多，那學生和老師究竟會用嗎？”，秦嶺表示，教育信息化一開始就把目標只定在硬件上面，除了軟件投入不夠，對教學設計思維的培養(yǎng)也不甚重視。

“這種在線課到底怎么上，老師其實很困惑，包括組織形式（如簽到等）、課程設計等都缺乏指導，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把這個課程上成了錄像課，就變成了從‘人灌’到‘機灌’”，即便有了教學案例，也因缺少激勵機制很少有老師愿意采用。且教育信息化技術的研發(fā)目前呈現(xiàn)多級化，各產品系統(tǒng)存在融合難，人員素養(yǎng)不高，基于不同技術的教學設計的培訓也需要耗費不少精力。

不過，希沃負責人鄧毅剛認為，教育信息化的發(fā)展是階段性的。早期做了很多硬件層面的投入，達到一定的覆蓋率后，現(xiàn)在逐漸切入軟件，包括后面的教師培訓跟線上服務，它是一個階段性的事情，“突然面對在線教育全民化的需求，難免出現(xiàn)階段性的能力缺失”。 

但他同時也認為，無論線上還是線下，“工具、技術和方案都不是核心，核心還是教學本身的效率和效果怎么提升的問題”?！霸趺礃幼畲笙薅壬献寣W生可以接受知識，同時降低老師對工具使用的難度，這個是長期不變的”。

牛登林認為，以往學校的空中課堂更多是購買硬件，受制于硬件的應用場景和使用復雜度，使用率比較低，此次疫情是對教育局和公立校的教育機會。

“我們過去五年一直在跟學校和教育局解釋空中課堂和專遞課堂的區(qū)別，解釋學生在家學習和在教室學習的區(qū)別，軟件和硬件應用的區(qū)別”，此次疫情之后，將使得教育局和公立校加大對“空中課堂”的關注、利用和投入，“至少我們不需要再跟客戶解釋什么叫空中課堂了”。

此外，“未來這個市場可能更多地是分散的市場，不會是集中的市場”。 牛登林認為空中課堂技術服務背后一定是要有運營才能持續(xù)，“特別大的平臺，像釘釘、騰訊這種，也需要在當?shù)卣液献骰锇槁?lián)合運營，因為如果沒有運營，很多服務沒法落地，無法落地就沒法持續(xù)，頂多是曇花一現(xiàn)”。

不過，上述安徽企業(yè)負責人則表示，對大部分學校來說，即便有條件開展空中課堂，永遠也只充當輔助作用，“安徽大量學校是寄宿制的，這個需求并不是每次都有，在線直播只是對線下的一種補充”，很多學校奉行的是即買即用的策略。

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副所長陳霜葉最憂慮的是，“在疫情中的教育應急處理措施之下，老師都被要求進行在線備課、學生家長要打卡，而這種模擬線下課程表的學習模式就直接被搬到了線上”，其最擔心，也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復課之后，一切如舊。我不希望只聽到培訓公司在笑，因為它們獲得了大量的流量；也不希望聽到教師們在哭，因為他們在這段時間拼命做的努力，結果不會被用到日常的教學之中去”。

但目前，陳暢最擔心的，除了網絡延遲、時不時可能出現(xiàn)的技術故障之外，還有“讓學生回答問題，對方不點麥時該如何與其取得聯(lián)系”這樣具體的問題，畢竟疫情何時結束還尚未可知。

注：陳暢、龔善，李池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