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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莊夢蕾

河南鄧州一名貧困人家的女兒因沒有手機上網課服藥自殺，引發(fā)輿論熱議。幸運的是，輕生女孩已無生命危險。

在這場波及全國的疫情中，從小學到高校的幾千萬學生，都被要求集中上網課。如果不是這一極端案例，很多人大概不會意識到，目前還存在著一個為上網、為移動終端而犯愁的群體。

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我國固定寬帶家庭普及率達到86.1%；移動寬帶用戶普及率更是達到93.6%。這兩年，關于5G的討論不絕于耳，不少人甚至自嘲離不開WIFI。“無手機上網課”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值得深思。

低保家庭的“二女兒”

2月29日，河南省鄧州市一位初中三年級在讀的女孩李銘（化名）吞下了大把藥物，那本是患精神疾病的母親的處方藥。父親李某黨發(fā)現后，立刻撥打120將其送往醫(yī)院救治。

救護車的鳴笛打破了村鎮(zhèn)的平靜。疫情期間，村民們大多賦閑在家，前來圍觀者拍下的視頻，讓這個貧苦家庭迅速成為輿論焦點。

最初網傳的版本中，吞下精神藥物的女孩被認為是因家中貧困，沒有錢買手機按時跟聽學校網課而自殺。而在次日鄧州市政府新聞辦的通報中，服藥的原因被歸于“賭氣”。

隨著媒體的跟進，更具體的情況被披露。綜合報道看來，李銘為家中三個孩子的老二，姐姐和弟弟分別就讀高一和小學六年級。她的父親李某黨左腿有殘疾，靠補鞋掙錢，母親則有精神疾病，沒有勞動能力。他們家早在2013年就已經被識別為低保貧困戶，目前未脫貧。

李某黨家中并非沒有寬帶，問題在于缺設備。他去年剛剛購買的手機，是全家唯一一部可以聯網的智能手機。此前，家里并不會因為爭奪手機引起太嚴重的家庭矛盾，但突如其來的疫情，突如其來的網課需求，讓姐弟三人多次因為手機的分配權起爭執(zhí)。

2月29日上午，姐姐正準備將手機給妹妹讓其考試時，發(fā)現她已經吞了藥。

實際上，李銘沖動的個性早有端倪。根據李銘的姐姐回憶，兩年前，李銘就曾因家庭瑣事，有過一次服藥昏迷的經歷。在這次吞下母親的藥物之前，姐姐便看到過李銘將一些不知來源的藥品研磨成粉。擔心妹妹再次做傻事，姐姐將這些藥粉丟棄了，卻沒料到她會去吃母親的藥。

鄧州市扶貧辦相關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事發(fā)后，當地政府連夜為李銘家添置了新家電和被褥，并送去5000元現金。河南教育部門也在次日下發(fā)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全面摸排學生網上學習情況，建立精準幫扶機制。

此外，通過李銘學校和親戚的幫助，三姐弟收到了兩臺可以用于上網課的智能手機，手機不夠用的矛盾暫時解決。但是，伴隨這個極端案例的討論，越來越多關于貧困地區(qū)、貧困家庭與網課的矛盾進入公眾視野。

“高三學霸家中沒有WIFI，就跟鄰居借網，每天8點爬上屋頂蹭網上課”“江西寧都偏遠山區(qū)的胡成，在后山空曠的地方找到了手機信號，媽媽跑回家從家里給孩子搬來簡易桌凳和棉衣、雨傘，守在孩子身邊陪著胡成學習”“四川廣元市旺蒼縣金銀村的楊秀花，在離家4公里遠的一個懸崖邊發(fā)現信號特別穩(wěn)定，由于學校要求學生每天早上7點45分打卡報到，她不得不6點就匆匆起床，書包里裝上一天的口糧，她要在懸崖邊學習到下午5點才回家”……

那些孩子盡管沒有做出極端行為，甚至被認為“勵志”，但是他們奮力尋找手機信號的姿態(tài)讓許多網友表示心酸。

典型的“數字鴻溝”

在這起極端個例發(fā)生后，很多人追問，到底還有多少李銘？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陳永杰認為，不會在少數。

一個月前，當教育部號召全國師生在網絡直播中維系教學之初，陳永杰就意識到了可能出現的問題。

2月15日，他在媒體上發(fā)表評論稱，“停課不停學”須考慮學生家庭條件。陳永杰呼吁，學校、相關監(jiān)管部門要及時了解每位學生的家庭條件，對家中無網絡條件或電腦手機設備的學生給予幫助。

但這樣的聲音，迅速被淹沒。一開始，對網課不大熟悉的老師們貢獻了各式表情包和“翻車現場”，接著還有“云體育課”“小學生調錯臺上了化學課”，相較之，“無條件上網課”形成強烈反差。

陳永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銘事件的發(fā)生，可以看做是一個典型的“數字鴻溝”問題。

在學術表達中，從經濟、技術角度來看，數字鴻溝可以簡單概括為：“有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也受到了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各種原因無法得到這一切。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p>

現實中，處于這一鴻溝的不幸一邊，就意味著該群體很少有機遇參與在線教育、培訓等。

“低收入群體設備條件是推行網絡課堂前必須考慮的因素?！标愑澜鼙硎?，此次疫情突發(fā)，除了經濟因素，許多家庭因為返鄉(xiāng)過年被困、孩子學習設備不在身邊等各種原因，跟進網課存在障礙的絕不在少數。

根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月27日，佛山市禪城區(qū)區(qū)教育局對全區(qū)中小學生進行了無終端無網絡情況摸底，共有54所學校的721名學生無終端和763名學生無網絡，共計1484人，約占全區(qū)學生百分之一。

作為相對富裕地區(qū)的城區(qū)，佛山當地教育局向21所存在無終端無網絡學生的學校派發(fā)了平板電腦和網絡流量，由學校派發(fā)給所有困難學生，并且對身處湖北等外地的學生將通過郵寄方式精準派發(fā)，確保一個學生也不落下。

還有一些省市采取了其他替代方法。比如，重慶、河南等部分省市的電視臺開通了專用教學電視頻道。

針對沒有手機、有線電視的情況，李某所在的鄧州市在此次事件發(fā)生后，將在確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統一組織學生到村部網上聽課。

陳永杰認為，“從河南女孩因上不起網課自殺事件上，決策者最應該反思的不是應對措施、不是扶貧，而應該是：教育決策在考慮大多數人獲益或便利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少數人可能存在的困難?！?/strong>

網課該怎么上？ 

網課開課以來，不管對于教育部門、學校還是家長，監(jiān)管都成了問題。

在廣西桂林任職的某扶貧干部近來收到了群眾反饋的問題——隨著各行各業(yè)陸續(xù)復工，還沒有開學的孩子成了問題。第一層問題是，孩子要上網課。父母把手機給了孩子，自己外出務工同樣需要手機。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加重經濟負擔。

第二層問題是，孩子不上學，監(jiān)管就成了問題。家長復工后讓孩子自己在家上網課就是一大憂慮。

還有，盡管教育部明確表示不得強制學生打卡，不得強制教師全部錄網課，許多地區(qū)也明里暗里地違背。中國新聞周刊收集了多位不同地區(qū)正通過網課學習的中學生，基本每個學校至少有一門課的任課教師會要求學生每天直播打卡，甚至學生也需要開視頻。

在鄧州這件事發(fā)生后，許多人聯想到去年那篇名為《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報道。這篇被廣泛傳播的報道記錄了248所貧困地區(qū)的中學，通過直播，與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這個大型教育實驗所遇到的爭議和阻礙，以及最終的反饋——有的學校出了省狀元，有的本科升學率漲了幾倍、十幾倍。

歸根結底，討論的是教育公平和形式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但是，當特殊的時期，將成千上萬中小學生推到大小屏幕前，效果因地區(qū)、因學校、因人而異。

不過，陳永杰認為，兩件事的比較略嫌不妥。“目的不一樣，那個是公平，這次的網課是為了保持學生在家學習的狀態(tài)，可能也有教學進度的考量。”

如果網課是近階段的大勢所趨，如何去優(yōu)化、調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的中小學推行的在線教育，主要以學科知識為主，“實際上，停課不停學期間，可以讓學生上一些啟發(fā)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之類的課程，不一定要以考試課程為主?！?/strong>

陳永杰表示，對于面臨初考、中考壓力的學生，自然還是要以考試為重，但是受疫情影響，中考、高考時間是否會推遲仍是變數，他建議，教育部應盡快明確時間，好讓學校、學生及時對復習方案做出相應的調整。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