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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鈺恒，國際課程IBDP中文教師，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本文經南都觀察 (ID：nanduguancha) 授權轉載

不論是“社會分工論”還是“老大哥”的建設論都已經是過去時，現(xiàn)代的社會，需要的是文科和理科結合的，能綜合運用各方面知識的整合型人才。

與其沉湎于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文理科之爭，不如去思考我們當下的教育是否培養(yǎng)了孩子面對現(xiàn)代議題的能力。文理學科的綜合教育意義，即在于幫助學生搭建多種看待問題的框架，從不同視角考量解決方案的合理性，權衡各方利弊，擔負起屬于他們的責任。 

近日，央行官方微信號發(fā)表了一篇名為《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論文由四位經濟學博士撰寫，文中提出“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軒然大波。

▲ 央行工作論文《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在結尾部分提出提出“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軒然大波。 ? 中國人民銀行官網(wǎng)

這一觀點引發(fā)了不少網(wǎng)友討論文理科學生在個人求職晉升、社會經濟發(fā)展等方面的優(yōu)劣。文理科學生的互相鄙視由來已久?！秶恰分芯陀小袄砜粕撇黄鹞目粕敝f。在追求科技發(fā)展振興的大背景下，理科生往往占據(jù)一定的高地，但是話語權通常在文科生手中。雙方劃分陣營，你來我往，互相攻訐。然而，事情真的這么涇渭分明嗎？

且不說四位博士鉆研的經濟學在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學科分類中被視作文科，如果他們前述的觀點成立，是不是意味著這四位經濟學博士本身就是“多余的”？僅僅是從教育改革的現(xiàn)狀和趨勢來看，研究者如何準確定義文科生和理科生？將人才分為文科生與理科生，以學科背景來評判人才是否有益于國家發(fā)展，本身就值得反思。

現(xiàn)在的教育趨勢是文理不分科

文理分科是在部分國家和地區(qū)實行的教育制度，即將教學課程分為文科和理科，讓學生選擇后進行分別教育。在漢語或漢字文化圈語境中，文科（或全名為人文社會科學）是指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涉及人類思想相關知識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而理科實際上是“理工科”的簡稱，偏向于自然科學和技術，其中理科包括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學科。而工科則包括機械，土木工程，建筑學等工學學科。雖然是統(tǒng)稱，但是理科與工科是有區(qū)別的。理科學科注重理論研究，工科學科注重實際操作?；蛘邠Q句話說就是，“理科培養(yǎng)科學家，工科培養(yǎng)工程師”。

文理分科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產物，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論’，認為在文科和理科之間，集中精力專注其一，能提高全社會的效率。而建國后實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則是新中國全方位仿效前蘇聯(lián)‘老大哥’的時代風氣——高考制度與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 

提出“社會分工論”的《國富論》一書出版距今已有兩百余年，時過境遷。而隨著現(xiàn)代教育學的成熟，以人為本而不是將人視為工具的發(fā)展觀深入人心，文理分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現(xiàn)在的教育體系，已經在著手改革這樣的劃分，比如在高考中取消傳統(tǒng)的文理區(qū)別。 

隨著高考改革試點的擴大，上海和浙江自2017年高考開始不分文理；北京、天津、山東、海南自2020年開始不分文理；福建、湖北、江蘇、廣東、湖南、河北、遼寧、重慶自2021年開始改革，打破文理簡單分科的局限，以“3+1+2”模式給予學生科目上更多的自主權?？梢哉f，高考綜合改革的方向是取消傳統(tǒng)文理分科的限制，鼓勵學生探究個性化學習道路，培養(yǎng)更具綜合性的人才。

就我所任教的IB國際文憑組織課程來說，高中階段的學術訓練同樣不會簡單區(qū)分學生的文理科特點，而是要求學生在六個學科組中選擇六門具體的課程進行研修，這六個學科組分別為語言與文學（母語）、語言習得（二語/外語）、個體與社會（如歷史、經濟、哲學等）、科學（物理、化學、生物等）、數(shù)學以及藝術。考慮到不同個體的特點，學生可以在前五個學科組中額外選擇一門課程替代藝術課程。

這種課程設置類似美國文理學院的選課模式，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能力。為了打通學生對于不同學科知識的理解和認識，核心課程知識論（TOK Theory of knowledge）會引導學生反思知識的本質，探究人類是如何獲得那些我們視之為理然當然的知識（how we know what we claim to know）。

▲ 圖為IBDP國際文憑組織大學預科的課程框架。 ? 作者供圖

事實上，在中學停止文理分科之前，大學在招生時，很多專業(yè)就已經是文理兼收的了，例如新聞學、（四位博士所在的）經濟學和法學等等。對于一些傳統(tǒng)觀念中的文科專業(yè)來說，從業(yè)者已經認識到跨學科研習對于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的意義。

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為例，2018年起實施的“2+2本科教學培養(yǎng)改革”允許本科生在前兩年依托計算機信息技術等八個專業(yè)進行寬口徑培養(yǎng)，后兩年進入新聞傳播專業(yè)培養(yǎng)，從而更好地適應目前新聞傳播行業(yè)發(fā)展的需求?？梢韵胍姡粋€擅長新媒體技術與數(shù)據(jù)分析的新聞人才，并不能夠以“文科生”來簡單定義。而經濟學既需要運用大量的數(shù)學工具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也需要研究消費者偏好、宏觀計劃、信息反饋等一系列傳統(tǒng)的“文科”內容。更不用說目前大學提供的輔修、雙學位等政策，允許學生能夠跨越文理的界限，學習本專業(yè)以外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 《兩種文化》是英國科學家、小說家斯諾（C. P. Snow）于1959年發(fā)表的頗具影響力的演講的第一部分，同年以書本形式出版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書中主要論點是，代表“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的科學和人文科學已被劃分為“兩種文化”，而這種劃分是解決世界問題的主要障礙。

文理分科不符合現(xiàn)實解決問題的需求

在人才需求多元化、鼓勵個性化發(fā)展培養(yǎng)學生的現(xiàn)代背景下，還簡單把學生區(qū)分為文科生與理科生，甚至作出“文科生誤國”的判斷，本身就已經忽視了時代語境。如前所述，不論是“社會分工論”還是“老大哥”的建設論都已經是過去時，現(xiàn)代的社會，需要的是文科和理科結合的，能綜合運用各方面知識的整合型人才。

當下的世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依然籠罩全球的今天，數(shù)十億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改變，全球經濟復蘇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其中涉及的種種問題諸如醫(yī)療支持、藥品的研發(fā)與分配、信息的準確傳遞、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和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生存空間減少導致的種族矛盾以至沖突等都不是單一傳統(tǒng)文科或者理科知識可以輕易解決的。

以近期開展的疫苗接種問題為例，醫(yī)學疫苗的開發(fā)研制與實驗生產以理科知識為基礎，推廣宣傳與管理分配則有賴于語言文字與社會科學方法。而個體對疫苗的畏懼排斥心理并不能夠依靠疫苗的實驗數(shù)據(jù)自動解決，還需要通過人文學科所培養(yǎng)的同理心來溝通勸服。

同樣，全球防疫事業(yè)的進展也并不能夠僅僅通過醫(yī)藥公司的產品銷售就自動成功，還需要通過國家之內的協(xié)調安排、國與國之間的互助攜手才能保證疫苗的公平分配。由此可見，在解決問題上，社會人文學科和理工實驗學科本來就不是對立或二選一的關系，而是共同合作以達到目的。

▲ 在解決問題上，社會人文學科和理工實驗學科本來就不是對立或二選一的關系，而是共同合作以達到目的。 ? BW Education

教育應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具有什么樣的能力？

與其沉湎于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文理科之爭，不如去思考我們當下的教育是否培養(yǎng)了孩子面對現(xiàn)代議題的能力。

在現(xiàn)在這個高速信息化的時代，當知識的邊界不斷拓展，全球化的挑戰(zhàn)無處不在，在教育中，培養(yǎng)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有效表達的“元”能力，要比掌握文理學科的具體知識更為重要。

當孩子在學習科學學科時，老師不再是緊盯考試分數(shù)，重復練習，強化公式在不同習題中的應用，而是讓學生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訓練他們的思維方法，引導他們在面對復雜問題時，遷移自己在科學學習中所體驗的實驗方法，如變量控制及觀察，將看似無可拆解的復雜問題細化成可處理的模塊，從而逐一思考、各個擊破，也許這才是科學學習應有之義。

學生能夠，也必須通過親身經歷科學實驗，才能真正體悟到簡單而有序的科學流程：觀察現(xiàn)象、提出問題、設定假說、檢驗假說、分享成果。學習什么是循證的，科學的思路和邏輯。在循環(huán)往復之中，人類的認知也在不斷更新。

然而從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尤其是決策時，科學討論所包含的數(shù)據(jù)和事實并不應是唯一的標尺，甚至是經濟學所說的投入產出的效率，也不是全部的決策依據(jù)，還需要兼顧文科所培養(yǎng)的倫理道德和人文關懷。

以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排入大海事件為例，東電提交給世界原子能機構（IAEA）的報告中列出了包括深層地下泵入、用灰漿凝固處理再掩埋、電解、蒸發(fā)釋放、排到海里這五種方案，這五種方案的費用從幾百億日元到幾千億日元不等，相比之下，排海只需要幾十億日元。如果不從歷史上美蘇等國的核事故汲取經驗，不考慮海洋生物安全以及公民人權，只從價格角度作出此種選擇，勢必就會帶來包括可能的核污染和確定的國際關系緊張等更深遠的問題。文理學科的綜合教育意義，即在于幫助學生搭建多種看待問題的框架，從不同視角考量解決方案的合理性，權衡各方利弊，擔負起屬于他們的責任。

▲ 文理學科的綜合教育意義，即在于幫助學生搭建多種看待問題的框架，從不同視角考量解決方案的合理性，權衡各方利弊，擔負起屬于他們的責任。 ? BW Education

也許有人會說，瞻前顧后地考慮問題，會導致舉棋不定，優(yōu)柔寡斷，遲遲不作決策，錯失行動的良機。但這一點也正是科學學科所能夠強化平衡的。它能夠幫助人們在信息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決策。新的科學理論總需要新的實驗設計來不斷檢測，而創(chuàng)設新的實驗，也常常能夠激活原有認知，完善理論內涵，并延展出未來更多的實驗，來幫助我們理解目前的問題。

科學正是在掌握不充分信息的基礎上，設定模型、作出決定、不斷完善的過程，正如人生分岔路時的選擇，沒有人能夠完全掌握信息，但如果個體能夠掌握分析行動、反思改進的能力，以積極心態(tài)面對每一次選擇，就不用擔心一步錯、步步錯，這是科學素養(yǎng)，也是科學心態(tài)。 

在個體抉擇之外，公司、社會、國家的重要決定往往需要集體決策。同時，很多決策涉及多個利益體，任何一個決策必然有其受益方，受損方和成本支付方，那么，如何權衡各方利益，如何說服不同的人互相妥協(xié)，達到最大公約數(shù)，這就必然考驗人文學科所培養(yǎng)的個體溝通與表達能力、對各方利益的同理心和協(xié)調能力。

我們往往認同前者的培養(yǎng)基礎在于語言與文學學科的閱讀與寫作，學生們通過研讀多種寫作方式與內容，探究其表達效果，從而提升自己的準確表達水平。后者則需要通過歷史，政治、文學等方面的閱讀來開闊眼界和視角，達到多元包容。

然而，我們忽視了科學學科所重視的量化思維和論證方法同樣有助于改善個體的溝通說服能力：如何運用量化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如何分辨論證有效性，避免有選擇性的數(shù)據(jù)使用或者不完善的邏輯鏈條？如何解釋數(shù)據(jù)反映出的各方利益和成本？如果研究者在接受文理科教育過程中能夠發(fā)展出這樣的能力，也就不會輕易得出“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結論了。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都觀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李鈺恒。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