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哈羅德·W·麥格勞教育獎一直是教育領域最負盛名的獎項之一，旨在表彰那些通過創(chuàng)新和成功的方法，改進教育的杰出人士。該獎項每年由麥格勞家族基金會、麥格勞-希爾教育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聯合頒發(fā)。

今年麥格勞教育獎有三個獎項：學前教育獎、高等教育獎和新設立的學習科學研究獎。

學習科學研究獎授予了阿瑟·格萊瑟（Arthur Graesser），他是孟菲斯大學心理學系和智能系統研究所的教授。雷什馬·索賈尼（Reshma Saujani）是“編碼女孩”組織的創(chuàng)始人和CEO，她獲得了學前教育獎項。高等教育獎授予了蒂莫西·雷尼克（Timothy Renick），他是佐治亞州立大學的高級副校長和宗教研究教授。三位獲獎者分別獲得了5萬美元獎金和麥克勞獎銅像。

雷尼克教授搜集了美國畢業(yè)率提升最快的一些大學的數據，同時根據學生的種族、民族和收入，想辦法縮小了他們的成績差距。

在本收集中，我們和雷尼克教授談到了如何顛覆傳統習慣幫助學生成功，以及怎樣讓他們在大學里，就像在公路上旅行一樣輕松愉快。

Timothy Renick

Q：你說過，我們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讓學生更適應大學學習上，而應該放在如何讓大學更適合學生的學習。這是一個吸引人的概念。佐治亞州立大學在這方面經歷過哪些失敗，你是如何解決的？

A：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十年前，我們的畢業(yè)率一直徘徊在30%左右，這意味著每10個學生中有7個沒有學位，很多人為此負債累累，這沒什么可炫耀的。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學生無法獲得學位，大家很容易認為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學校的問題。

我們所做的，就是看看在哪里制造了學生獲得學位的障礙。當我們找到并消除這些障礙后，學生們表現越來越好了，而且那些在舊體制下最不成功的學生——低收入群體學生，本土學生，有色人種學生——都取得了指數級的進步。

Q：你的標志性舉措之一是GPS 咨詢系統，它使用了預測分析技術。是什么讓你用技術來幫助學生？

A：我們是一個大型機構，這意味著學生們每天都會留下大量的在線足跡——報名參加課程，課后活動，獲取分數，等等。為什么不利用已經收集的所有數據，來造福于他們呢？

2011年，我們做了一個大數據項目，研究了大約10年的數據——佐治亞州立大學250萬份學生成績，14萬個學生的記錄，試圖找到學生退學的早期征兆。

我們認為會發(fā)現幾十種統計學上、有意義的行為，但實際上發(fā)現了800種。所以，每當更新學生信息系統時，我們都會尋找學生是否有這800種行為中的一個。如果發(fā)現某個學生在早期的數學測驗中成績不好，指導老師就會得到警報，并在48小時內想出應對辦法，與學生進行溝通。

Q：這對學生們有什么影響？

A：例如，在過去，STEM專業(yè)的學生數學成績很低。而下一學期他們要選修化學。然后他們化學成績也不及格，因為數學基礎太差。再下個學期他們要選修有機化學。當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3個D和一個F的成績單，并且以后也沒有重修的機會了。

而現在，如果學生在第一次測驗時做得不夠好，特別是STEM專業(yè)課，系統就會發(fā)出警報，然后就有專人跟這個學生談話。學生的成績表現不好通常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試的時候，而我們有足夠的資源來幫助學生。班里隨時都有一位導師，還有一個數學中心。學生還可以直接去老師的辦公室請教。資源也可以隨時利用!

如果我們能及早發(fā)現學生存在的問題，讓學生回到正軌，就能增加他們順利畢業(yè)的機會。

Q：GPS咨詢服務的應用有多普遍?像你的母校達特茅斯和普林斯頓這樣的精英、資源豐富的學校能從中受益嗎?

A：2012年推出GPS咨詢服務時，我們是全國三所使用它的學校之一，每天都使用預測分析對每個學生的狀況進行跟蹤。目前全國有400多所學校正在使用這種服務。

精英學校和我們一樣，也對提供更好的服務感興趣。我們出于需要而開發(fā)的一項創(chuàng)新應用——AI-enhanced chatbot，這是一個利用人工智能的自動化的消息平臺，學生可以全天候地提問，并能立即得到回應。在我們推出這款聊天機器人后的三個月里，20萬學生的問題得到了解答。

有人認為，資源較少的學校更需要它，比如佐治亞州立大學。但當你去哈佛這樣的地方，他們會說，“我們的學生也是用智能手機生活的”，他們不想進辦公室或給陌生人打電話來問問題。他們希望答案觸手可及。

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們必然會開發(fā)出很多這樣的東西，它們可能會成為高等教育規(guī)范的一部分。

Q：宗教研究教授的背景對你當前的工作有多大影響？

A：相當大。我的專業(yè)是宗教倫理。我很肯定地說，我所做的工作都含有道德的成分。

對我們來說，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低收入家庭、本土大學生身上是不合倫理的——因為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借了大筆的貸款，來獲得證書——所以我們應該給全體學生一個平等的、成功的機會。

Q：能否告訴我們你在工作中是如何支持一名學生的？

A：我最喜歡的是奧斯汀·波切爾（Austin Birchell）的故事，他是佐治亞北部本土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是我們剛推出聊天機器人時的一位忠實用戶。

很不幸，奧斯汀14歲時，父親去世了，媽媽也很難再找到工作。她經常說，一個人想獲得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需要有大學學位。所以奧斯汀發(fā)誓一定要獲得一個大學學位。

他每件事都做得很好，拿到了A，獲得了獎學金，然后決定去佐治亞州立大學。接著他拿到了秋季學期的第一份賬單。這是7月中旬的事，比他預期的要多四五千美元。

和許多本土學生一樣，他最初也在自責。但是通過聊天機器人查詢后，發(fā)現自己的社保號被弄錯了，獎學金沒有進入他的賬戶。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奧斯汀和母親松了口氣，他們趕緊去學校的收款處付款，因為不想再出現任何意外。

如果我們沒有改進處理該過程的方式，奧斯汀就有可能在自己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與大學失之交臂。生活中，像奧斯汀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如果因為我們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讓他們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是不可接受的。

Q：你希望看到你的工作對一般的高等教育產生什么影響？

A：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把它作為本次收集的重點。我們認為現在的關鍵是，讓學生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所有的壓力都落在K-12、政府或公共教育系統上。

佐治亞州立大學的故事表明，我們在高等教育階段對學生的成績有很多提高的辦法。只需做一些簡單的改變，比如在學生入學前與他們進行交流，給學生關于學業(yè)發(fā)展的建議，或者在學生遇到經濟困難時給予他們小額補助，都有可能提高學生的畢業(yè)率。

我們學校比2011年多畢業(yè)了2800多名學生，向非裔美國人授予的學士學位比美國其他任何院校都要多。這不是因為學生入學成績更好了——我們的SAT（美國高考）分數實際上下降了33分——而是因為我們要讓校園變得更適合學生的發(fā)展。

附雷尼克教授獲獎演講：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智能觀”編譯，原文來源EdSurge，原文作者Kelli Anderson。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