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飯統(tǒng)戴老板”（worldofboss），作者李墨天。

2008年奧運會前夕，新加坡導演蓮·派克（Lian Pek）在北京拍攝了一部50分鐘的紀錄片，向西方觀眾展現(xiàn)了中國人學英語的奇特景象：

在胡同里，兩個70多歲的老人堅持用英語對話，接不下去的時候臉憋得通紅；出租車上，司機利用等紅燈的間隙聽教學廣播，邊開車邊練口語；在全聚德，飯店經(jīng)理在包間里支起了白板，教服務員念“Here's the menu”；在學校里，滿操場的學生被一個叫李陽的中年人引導著，瘋狂地揮舞著手中的英語課本……

這種種奇特甚至詭異的景象，是奧運會前北京市民瘋狂學習英語的縮影。這部紀錄片命名為《Mad about English》——翻譯成中文就是“我為英語狂”。當電影在海外上映后，ScreenAnarchy網(wǎng)站上一位影評人這樣評價[1]：剛開始看的時候，你可能會有點兒驚奇，看到最后時，你可能會感到害怕！

這不是中國英語熱第一次嚇到外國人了。早在1999年，導演張元就拍攝了一部記錄長片，叫做《瘋狂英語》，在國外引起了轟動。片子將李陽描繪成一個宗教式狂熱煽動分子，以至于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Amber Woodward撰寫了一篇91頁的論文，引用大量電影截圖，把它們跟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照片做對比。

這些讓老外感到詫異的狂熱場景，中國人卻已習以為常，“學英語”甚至已經(jīng)上升到一種文化現(xiàn)象，比如在春晚舞臺上，學英語的橋段是小品?？停?999年，趙麗蓉用唐山口音背誦：“點頭yes搖頭no，來是come去是go”；2008年，宋丹丹回答說茶的英文是tea，趙本山馬上搶答，說綠茶的英文是綠tea。

對于中國人來說，英語從一門單純的交流工具，發(fā)展到影響億萬人的文化現(xiàn)象，那些掩埋在歷史塵埃里的離奇經(jīng)歷，遠非一門語言的變遷那么簡單。

1.  從俄語，到英語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改天換地。

當年2月，由華北聯(lián)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并而來的華北大學進駐北京城。隨后，華北大學二部外語系與外事學校合并，學校改名為外國語學校，5年后又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赡苁勤ぺぶ性缇蛯懞玫膭”?，這所大學在日后70年英語教育的滄桑變革中，劃刻出一道鐫骨的痕跡。

不過在新中國建立之初，老大哥的俄語才是當仁不讓的第一外語。往上追溯，北外的前身也是位于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俄文大隊。

盡管當時教育部規(guī)定英語與俄語應一視同仁，但在社會層面，革命導師列寧的語言要比帝國主義的拉丁字母光彩的多。同時，在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外交背景下，新中國各項事業(yè)都得向蘇聯(lián)學習，各領域的合作需要消除語言障礙，懂俄文變得時髦又搶手，于是各大高校紛紛開設俄文專業(yè)。

站在食物鏈頂尖的，是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留蘇預備部。在50年代，能夠通過考試和層層政治審查，進入這所位于醇親王府的俄語?？茖W校深造，是件無比光榮的事。相比之下，英語則是名副其實的小語種、“帝國主義的語言”，就連當時的初中生也普遍不愿學習英語，經(jīng)常要求學校改教俄語。

伴隨著中蘇關系的蜜月期，俄語教育也陸續(xù)正規(guī)化、制度化，到1952年底，全國已經(jīng)建立了8所俄文?？茖W校。為了填補俄語師資的不足，當時許多英語老師經(jīng)過自學和簡單的培訓，開始轉行教授俄語。這次英語教師“英轉俄”的大轉業(yè)，再度拉低了英語師資水平，讓英語教育雪上加霜。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1956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間接改變了英語在中國的地位。當年2月25日，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對斯大林猛烈批判，又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沖突進行了修改。蘇共的二十大會議，成了之后中蘇交惡的導火索。

蘇共二十大，1956年

4個月后，中國教育部便發(fā)布了《關于中學外國語科的通知》，強調“改進俄語教學外，還必須注意擴大和改進英語教學”。并規(guī)定當年秋季，師資條件較好的地區(qū)就從高一開始增設英語課，初中一年級也要在1957年開始恢復外語教學，并將俄語和英語的比例定為1:1。

到了1958年，高考也恢復了外語考試，盡管成績不計入正式分數(shù)，但也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學的外語教學。很多轉業(yè)教授俄語的教師，又一次“俄轉英”，重新回到英語課堂。盡管地位有所恢復，但經(jīng)歷了這兩次大轉業(yè)之后，中國本就薄弱的英語師資遭到沉重打擊。

如同那個時期共和國的命運一樣，英語教育的波折還遠沒有結束。

2.  從波折，到動蕩

1958年，趕英超美，畝產萬斤。

在一片躍進浪潮中，教育界也掀起了一股“教育大革命”。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提了一個“九年一貫制”教學方案——即六歲入學，學九年，畢業(yè)時就能達到大學一年級的英語水平。教育部隨即委托北師大外語系編寫教材，當時許多師大本科生甚至提前畢業(yè)，跟老師一起編寫“九年一貫制”英語課本。

這批北師大師生在沒有大綱和參照的情況下，采取大兵團作戰(zhàn)的方式通宵達旦戰(zhàn)斗，一周內就編出了一套18冊課本。教材是簡單粗暴的“選-譯-注”方式，內容充斥著“Long live Chairman Mao ”“Chairman Mao is the red sun in our hearts ”等革命口號。

后來，這套教材的前三冊在個別學校試用之后便停止使用，整套課本成了一堆廢紙。

在轟轟烈烈的“教育大革命”之外，新中國第一代語言教育家也在進行著探索。1958年，北外教授高厚堃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本英語學習類雜志——《英語學習》，發(fā)行量最高時達到過兩萬冊。日后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時，高厚堃曾說，

“《英語學習》是大躍進的產物，卻沒有湊熱鬧放衛(wèi)星，去喊什么趕超，提什么指標，它帶著的是腳踏實地和深邃的微笑。”

60年代初，隨著極左思潮被糾正，“教育大革命”也被“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替代。新大綱的下發(fā)讓北外又一次肩負起了教材編制的任務，曾在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的許國璋教授承擔起了新教材的編制工作，跟他并肩作戰(zhàn)的還有北大的俞大絪和復旦的徐燕謀。

許國璋英語（1979年重印本）

1963年秋天，風靡中國英語教學領域幾十年的許國璋《英語》正式問世，前四冊由許國璋編寫，俞大絪和徐燕謀分別編寫五六與七八兩冊。

盡管第一版教材還帶著濃重的時代印記，比如里面有“上個月我們到大興縣的村莊去勞動”這樣的時代語句，還有課程末尾類似“在我們國家里，學生不僅要從書本上學習，也要向勞動人民學習”的特色總結，但并不妨礙這套教材在全國大學的風靡。

由于太受歡迎，這套教材后來就被人們索性稱作《許國璋英語》，盡管他只是編者之一。

1964年10月，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出臺了《外語教育七年規(guī)劃綱要》，再度對英語教育進行了強化，將英語和俄語的教學比例調整到2:1，并明確規(guī)定英語為外語教育中的第一外語。在經(jīng)歷一系列政治迂回后，英語在教學中的地位終于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被確立。

但誰也沒能想到，歷史再度和這些探路者開了一個殘忍的玩笑——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許國璋英語》的高中三冊沒來得及出版，他本人就和高厚堃一起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外語教育也遭受了滅頂之災。在日后的悼詞中，著名語言學家季羨林如此回憶道：

“風聞他（許國璋）被打成了外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洋三家村’的大老板。中國人作詩詞，講究對偶，‘四人幫’一伙雖然胸無點墨，我們老祖宗這個遺產，他們卻忠誠地繼承下來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國璋等三個外院著名的英美語言文學的教授，適逢其會，忉蒙垂青，于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洋三家村’就出現(xiàn)在大字報上了?！?/p>

十年動亂初期，新中國前17年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績被全面否定，“停課鬧革命”和“外語特殊論”使得外語教育遭到空前破壞。包括《許國璋英語》在內出版物統(tǒng)統(tǒng)成了“封資修”，被造反派貼上了封條，高厚堃創(chuàng)辦的《英語學習》雜志“什么都不敢刊登”，只對外稱沒有新聞紙，被迫?？?。

那個年代，整個中國的外語教育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北京外國語學院甚至被遷到了湖北沙洋，辦起了五七干校。

到了1972年，政治形勢又一次發(fā)生了變化。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尼克松訪華，使得外語、尤其是英語教學的必要性再度得以體現(xiàn)。那年8月，北外從湖北遷回了北京，高厚堃則跟著北外英語系主任吳景榮教授，開始參與《漢英詞典》的編寫工作。

國務院隨后發(fā)布了最高領袖“外語還是從小學學起好”的語錄，全國范圍內又開啟了一輪開設小學外語課的熱潮。

但這個過程仍然有反復。1973年，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一名叫做張玉勤的女生，在某次外語考試中，在答卷上寫了一首詩，其中前四句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nbsp;張玉勤后來被老師批評后，跳水庫自殺。此事后來被四人幫上綱上線，牽連了無數(shù)人。

而且英語課程雖然得到恢復，但教材依舊片面突出政治性，很難讓學生真正掌握英語。翻譯家舒云亮在回憶自己十年動亂時期學英語的經(jīng)歷時，稱自己初中畢業(yè)的時候，感覺只學會了26個字母和“毛主席萬歲”，連如今幾乎人人都能說的“Yes”“No”和“OK”都渾然不知。

1976年，現(xiàn)任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曾以交換學生的身份，來到南京大學。他后來回憶說：“當?shù)厝藢ξ覀兎浅：闷?，盯著我們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話，他們就會退避三舍——他們認為和外國人說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搭乘公共汽車時，只要看到我們在等車，他們就會馬上讓出一條路來，讓我們先上車、坐下，接著，他們才一哄而上。在車上，中國人會和我們保持距離，雖然車上永遠都那么擁擠，但我們身邊5米范圍內總有空位?！?/p>

在那個特殊年代，英語不可避免的被打上意識形態(tài)的烙印，即便學習英語，也是“斗爭的需要”。被政治口號裹挾的英語教育，在十年動亂期間幾乎沒有任何發(fā)展。

3.  從回暖，到升溫

1978年，改革開放，萬物復蘇。

年初，《北京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以革命導師為榜樣努力掌握外國語》的文章。文中稱：“努力掌握外國語這個武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p>

同樣在這一年，伴隨著高考恢復，被列入高考科目的英語不再是“帝國主義的語言”，也不再是“革命斗爭的武器”，而是成為了年輕懵懂的共和國公民接觸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

高考、研究生考試和改革開放后公派留學生的選拔史無前例的激發(fā)了全社會的英語學習熱情，人們一邊學習英語，一邊對著外面的世界躍躍欲試。塵封了10年之久的《許國璋英語》則再度成為商務印書館最暢銷的出版物之一。

在海外教材大范圍進入中國前，《許國璋英語》幾乎是英語教材的代名詞，以至于每重印一次，全國各地新華書店都搶著來訂貨，商務印書館王府井門市部每次開售此書，更是熱鬧非凡，門市部小小的空間里擠滿了人，擠不進來的購書讀者只能在門市部外面向南北兩側排起長隊。

到了90年代，很多英語補習班的廣告都直接將教材名稱簡化為“許國璋一二”、“許國璋三四”。

《英語學習》雜志同樣在1978年復刊，發(fā)行量很快就達到50萬份。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開放，《英語學習》的選稿范圍也逐漸擴大，封底開始陸續(xù)刊登高厚堃譯編的莎士比亞名劇《奧賽羅》的插曲《柳葉之歌》，以及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哪怕在幾年前，這也是無法觸碰的禁忌。

高厚堃在十年動亂時期參與編纂的《漢英詞典》，也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盡管字里行間依然帶著十年動蕩的痕跡，但詞典的細致與全面同樣有目共睹。至此，新中國終于有了一本與英文世界溝通的工具書。

80年代，人們學習英語的渠道也不再僅限于書本和廣播。1982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胡文仲與英國教師凱特，開始搭檔主持中央電視臺的英語教學節(jié)目《Follow Me/跟我學》。這是海外原版教材第一次進入中國，讓當時還看不到多少電視節(jié)目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每周二、四、六下午，黑白影像里的胡文仲和凱特，是當時許多大城市家庭在《許國璋英語》之外的又一個時代印象，也是那個年代中國渴望了解、接觸世界的特寫鏡頭。北外也在80年代初陸陸續(xù)續(xù)開班了外國留學生漢語進修部、國際文化交流辦，并增設了對外漢語專業(yè)。

高考政策的變化也是社會愈發(fā)重視英語學習的重要因素，從1979年到1982年，高考外語成績記入總分的比例從10%一路攀升到70%，從1983年起，則按100%記入總成績，托?？荚嚒⑺牧壙荚嚭涂佳杏⒄Z也在80年代路西引入。自此，英語開始切切實實的左右無數(shù)中國人的命運，直到今天。

“知識就是力量”——商業(yè)與思想齊頭并進的80年代，成就了在電線桿上貼廣告的俞敏洪和李陽的“瘋狂英語”，李陽手拿麥克風，用盡全身力氣喊出的“Don’t be shy. Speak English loudly and crazily”在今天聽來，依然映襯著那個狂熱的年代。

與西方世界隔絕30多年后，學好英語、走出國門也成了一代年輕人的理想。1985年，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一場史無前例的出國熱潮席卷全國，第二年，自費留學的人數(shù)就突破了10萬人。在政治力量從普通人的生活中被抽離之后，英語作為改變每個中國人命運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被推上了神壇。

九十年代初，為了能夠提高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體制內還曾經(jīng)掀起一場“三會”培訓，其中三會指的就是會微機（電腦）、會駕駛和會外語。

1988年，在山東泰安召開的全國教材工作會議上，教育部提出推動中小學教材改革，開啟了英語教材“一剛多本”和中外合編教材的歷史。很快，人教社就跟英國朗文出版集團展開合作，合作編寫英語教材，北外畢業(yè)的劉道義女士成為這套教材的中方主編，這套教材在也1991年正式出版。

由于突出語言功能、交際能力等特點，這套教材帶來的新的教學理念也引領國內教師培訓、教研工作等一系列變革。但劉道義自己也沒想到的是，她在教材中設計的李雷與韓梅梅兩個形象，多年后會超越課本，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李雷和韓梅梅

改革開放、跨國公司和出國熱催生的是90年代的英語教育產業(yè)化，1978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shù)為860人；25年之后，這個數(shù)字就已經(jīng)增長到了41.39萬人。那一年的《北京人在紐約》，濃縮的是紐交所的新東方、瘋狂的英語和25年的理想與汗水。

1994年9月11日，留下等身著作的許國璋教授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和他一同遠去的還有當年讀者搶購《許國璋英語》的空前盛況——“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時代過去了，人們手上拿著的課本，陸陸續(xù)續(xù)換成了外研社出版的《走遍美國》與《新概念英語》。

在遼闊的國土上，英語培訓機構和補習班拔地而起，學英語已然不只是一種潮流，而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產業(yè)。

4.  從商機，到產業(yè)

1993年，經(jīng)濟提速，時代奔騰。

許國璋離世的前一年，臺灣商人周至元只身來到北京，兩年后，周至元的公司開始對外銷售一種電子詞典產品，名字起得儒雅文藝，叫做“文曲星”。

相比之前的一些高價教育電子產品，“文曲星”將電子詞典的售價從約2000元直接砍到了300元左右。到了1999年，文曲星推出了具備發(fā)音功能的電子詞典PC500，15萬的詞匯量、PC通訊以及428元的價格讓低價市場徹底成為了文曲星的囊中之物。到2003年，文曲星的累計銷量超過了2000萬臺。

在兇狠的文曲星面前，競爭對手好譯通開始向高價市場試探，并在同一年發(fā)布了內置牛津高階字典的牛津2000，售價達到1280元。更大的詞匯量和更好的學習體驗，讓牛津2000在世紀之交也取得了不俗的商業(yè)戰(zhàn)果，同時也印證了一個道理——只要能把成績搞上去，中國家長怎么都愿意花錢。

在那個“中國奇跡”的年代，學好英語，就意味著更高的分數(shù)、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明天。無論是求職、還是工作，英語都是擋在面前的看門人。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北京“申奧”的成功，沉浸在民族自豪感里的中國人又一次學起了英語，這也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全民學英語的熱潮。

那年7月，教育部頒發(fā)了《全日制義務教育普通高級中學英語課程標準》，里面寫道，“英語課程的學習，既是學生通過英語學習和實踐活動，逐步掌握英語知識和技能，提高語言實際運用能力的過程;又是他們磨礪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視野、豐富生活經(jīng)歷、開發(fā)思維能力、發(fā)展個性和提高人文素養(yǎng)的過程?！?/p>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確了英語課程不僅僅只有工具性，而且還有人文性。按照“韓梅梅之母”劉道義的說法，在扮演了外交的工具、政治的工具和謀生的工具之后，英語總算獲得了她應有的地位。

這份文件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國內的英語教學和考試開始更加重視學生的口語與聽力水平，以及英語教材中配套的磁帶。正是這盤磁帶，繁榮了一個新產業(yè)。

2001年，步步高推出了BK-796 型號的復讀機，240秒的的復讀時間和銀灰色的外形讓它在眾多同類產品中脫穎而出。為了迅速拿下市場，步步高請來了當年寶刀未老的施瓦辛格作為代言人，“步步高復讀機，學外語更容易”的廣告語，傳唱程度直逼“今年過年不收禮”。

教育部發(fā)文一年后，全國復讀機銷量就創(chuàng)下了1300萬臺的新紀錄，相比三年前增長了四倍有余。那一年，全國市場又200多個廠家生產著近100種復讀機。伴隨張惠妹、李連杰接連成為代言人，段永平也開啟了繼dvd之后的又一段開掛之旅。

自此之后，“學英語”成了各類數(shù)碼產品屢試不爽的一個營銷策略——2014年，微軟與中國合作方百事通介紹旗下家用游戲機“Xbox one”時，便著重強調了Xbox one“沉浸式的英語學習體驗”，這讓人忍不住想起了當年的小霸王學習機。

新東方、文曲星、復讀機里的周杰倫和S.H.E，還有拎著笨重的錄音機站在教室門口的英語老師，成為80后90后青春的一部分。

5.  從中國，到世界

2008年，奧運開幕，舉國沸騰。

開幕的前一天，蓮·派克的紀錄片《Mad about English》在新加坡上映，中國人全民學英語的熱潮，跟隨者鳥巢上空的焰火腳印和開幕式上的人海表演，展現(xiàn)在了全世界面前。在片子里，一位80歲的老太太認真地對著鏡頭說：I love English.

Mad about English 鏡頭，2008年

在開幕前，北京還搞了一次浩浩蕩蕩的路牌糾錯運動，比如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園”，英文路牌錯誤地寫成“Racist Park”（種族主義公園）；而不少收費停車場，被翻譯成“Pee Park”（撒尿公園，錯把Fee寫成了Pee）。

北京市政府在拿到主辦權的第二年，發(fā)布了《北京市民講外語活動規(guī)劃（2003-2008）》，隨后各種各樣的“英語100句”、“英語200句”甚至“奧運英語1000句”開始大范圍刊發(fā)。北京的哥脫口而出的“Hello”和餐廳里的雙語菜單，成了那場英語狂歡最樸素的詮釋。

與80年代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中國人迫切的想要融入世界，這一次，是中國人站上了世界的舞臺，讓世界認識中國。

據(jù)說那年奧運閉幕，看到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詞被翻譯成“無與倫比”后，《漢英詞典》的編者高厚堃給電視臺打了一個電話，說這個詞應該翻譯成“非常出色”。老先生較真道[8]：

“exceptional一詞的英文釋義是unusually good，而不是incomparable，不信你查查？”

伴隨中國越發(fā)深入的融入世界，中國人也在創(chuàng)造著英文新詞，比如逐字翻譯的中式英語“很久不見”的“Long time no see”，中國人常說的加油/add oil，都已經(jīng)成為了標準的英文詞組。

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伴隨著越來越頻繁的國內外交流，英語學習也告別了昔日“全民運動式”的學習方式。

在一線城市，雙語學校早已成為“好學?！钡南笳?，基礎英語教材也越來越多的向“聽”和“說”靠攏，語法和寫作的比重則在不斷降低。很多場合下，說一口流利英語的Native Speaker，更能代表一種開放與人文的心境。VIPKID的創(chuàng)始人米雯娟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解釋“語言環(huán)境”：

“外語中很多場景都含有“言外之意”，比如一個人說‘Coffee?’ 對方的回答可能不是標準的‘Yes, it’s a cup of coffee.‘而是‘It would keep me awake all night.’而我們習慣的教科書式的對話，很多是無視了這種言外之意，形成了一種不符合Native Speaker語言習慣的教條方式?！?/p>

按照她的理解，學好英語最高效的方法便是在幼兒時期有著沉浸式的語言學習環(huán)境。在以往，這樣的學習條件幾乎只能通過短期或長期移居海外來獲得。

而伴隨奧運會的到來，電腦和手機再一次變革了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方式，只要連上網(wǎng)絡，隨時隨地學英語成為了可能。通過電影、美劇和海外的電視節(jié)目，或是各種各樣的網(wǎng)絡課程，普通人也有了更多渠道去接觸原生的英語環(huán)境。

中國社會全面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催生了各行各業(yè)的繁榮，在線教育開始成為教育行業(yè)的新亮點。借助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大數(shù)據(jù)、AI等技術手段，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開始變革，教育資源得以突破原有的格局進行大范圍流動和分配。

2017年3月28日南京，由《中國日報》主辦的一場英語比賽上，兩位小選手Cindy和Elvis從通關層層海選進入總決賽的五十多名選手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本次大賽的冠、亞軍，而兩人碰巧都是少兒在線英語學習平臺VIPKID的學員，其中，來自北京的小朋友Cindy的英語學齡僅有10個月。

這意味著，她從0接觸英語開始，老師就是北美外教，教材就是基于美國小學英語教材開發(fā)的在線課程。這在幾十年前、甚至十年以前的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

這正是當下中國人學習英語的寫照。中國的00甚至10后，他們出生在一個信息、產品、服務都沒有邊界的“數(shù)字世界”，在線教育平臺是他們學習外語“理所當然”的方式；而70、80后這批家長，這也是中國第一波接受完整義務教育并享受互聯(lián)網(wǎng)紅利的人群，他們對在線教育的認同，既源于知識結構，更緣于現(xiàn)實需求。

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手段，中國人學習英語正在經(jīng)歷一場重大的革命，新技術，新供給，新模式層出不窮。例如米雯娟創(chuàng)辦的VIPKID，將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到了極致——平臺上聚集了6萬多名來自北美本土的資深教師，讓孩子待在家里，就能在純正的語言環(huán)境中，一對一的展開英語學習。

而家長也無需費盡心思在工作與家庭中艱難的尋找平衡，根據(jù)中科院《2017年中國在線少兒英語教育白皮書》統(tǒng)計顯示，相比傳統(tǒng)英語學習模式，在線教育全年幫助中國家長節(jié)約1.46億個小時，有效解決中國城市家長接送耗時耗力的痛點。

除了城市孩子的英語學習方式發(fā)生了變革，那些身處偏遠鄉(xiāng)村、在傳統(tǒng)條件下無法有效獲得教育資源的孩子，也因為互聯(lián)網(wǎng)而見到了曙光。

例如，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銀漢鎮(zhèn)長遠小學，學生以留守兒童為主，全校沒有專門的英語老師，孩子英語基礎很差。2017年9月，在校長陳蓬珍的努力下，學校接入了在線教育平臺，全校孩子第一次學到了原汁原味的英語。通過三個學期的學習，長遠小學的孩子們英語平均成績從30多分提高到70分。

2017年初，VIPKID啟動了“鄉(xiāng)村公益英語課”項目，到現(xiàn)在，全國超過1000所貧困鄉(xiāng)村學校的3萬多兒童有了全新的英語學習體驗，教育資源的普惠進程，在技術的推動下逐漸成為現(xiàn)實。從這個角度講，互聯(lián)網(wǎng)帶來的教育資源的調配與均衡，意義和影響深遠。

從課本、廣播、電視，到“文曲星”、復讀機，再到互聯(lián)網(wǎng)帶來的在線一對一教學；從“帝國主義的語言”，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再到越來越多的Native Speaker，褪去意識形態(tài)與功利色彩的英語，回歸了她最原始的意義：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載體，思維的外殼。

英語在中國的地位變遷，是新中國70年來從貧困挫折，到開放繁榮的縮影。我們對待一門語言的態(tài)度，往往也是我們對待開放的態(tài)度。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飯統(tǒng)戴老板”，作者李墨天，數(shù)據(jù)支持：遠川研究。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