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來源：信口說（ID：xinkoushuo）

2017年7月28日，占據教育公司市值龍頭10年之久的新東方，首次被好未來超過。

進入2018年后，好未來繼續(xù)拉大與新東方的市值差距，一度高達近百億美元。“留學教父”俞敏洪，和北大師弟張邦鑫，開始被稱為教育界的“絕代雙驕”。

當無數的好事者，津津樂道于到底誰是教育行業(yè)的一哥，第三家千億市值的教育公司，卻已經悄悄逼近。

截至2019年9月27日，教育行業(yè)TOP 3的市值，折合人民幣分別是1424億、1196億、1023億，后兩者的市值相差僅176億，新東方即將被再次超越。

在他們的后面，第四名港股的中國東方教育，市值293億人民幣，300億-1000億之間，是驚人的空白。

教育行業(yè)“雙巨頭”時代悄然結束，“三國鼎立”正式到來。

而這個TOP 3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同樣來自北大。

1、燕園宿命

1916年，秋，法國。

旅法三年的蔡元培接到一封北京的電報，電文來自民國教育總長范靜生：

國事漸平，教育宜急?，F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咸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回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

此時48歲的蔡元培，已經在教育界德高望重。

17歲取秀才，22歲中舉人，23歲為貢士，25歲任庶吉士，蔡元培在傳統(tǒng)仕途的道路上平步青云，但他并沒有成為保守的傳統(tǒng)派，在動蕩的年代，始終致力于思考和推動國家民族的出路。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后，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26歲的蔡元培對“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所謂名士產生質疑，他開始把眼光投向全球，迫切地想了解世界上正在發(fā)生的一切，并開始學習英語。

他也希望幫助更多的國人睜眼看世界，此后陸續(xù)任上海澄衷學堂校長、創(chuàng)辦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學、組建光復會、加入同盟會，為了更深入理解中外差距，1908年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4年內如饑似渴修習了約40門課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摧枯拉朽般結束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3個月后，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任第一任總統(tǒng)，并表示：

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國內風云變幻，遠在德國的蔡元培感到社會變革的機會已經到來，他需要做些什么了，于是回到國內，旋即被被任命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主持制定了《大學令》和《中學令》，他強調要把大學和中學建造成健全國民的學校。

但新生的革命立即遭遇挫折，7月，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擅權專政，蔡元培因不愿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翌年，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同時組建了華法教育會，在法國提倡勤工儉學，希望幫助更多華人到歐洲求學，后來的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幫助順利在法國進行學習。

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復辟帝制的鬧劇終于結束，即開頭電文所說的“國事漸平”。此后，黎元洪代表的北京政府明令恢復了民國初年的《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紛紛相約回國。

再一次，蔡元培被邀請回國，主持教育大業(yè)。

但此時蔡元培要接手的北京大學，卻是聲名狼藉。

北京大學最早是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但貴族子弟偏多，一向桀驁不馴，加之亂世之中的政治動蕩和頻繁的校長、教員更換，管理松散，學風混亂，學生成為了八大胡同最受歡迎的顧客。時人眼中，北京大學不過是用來“混文憑和預備做官的場所”，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許德珩承認：

當時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學的校長4年間換了4任，每一個雄心勃勃想改革的人，最后都失望而去?？梢韵胂螅藭r的蔡元培面臨的壓力和挑戰(zhàn)有多大，蔡元培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到：

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名聲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委任狀

蔡元培 “學術救國”和“道德救國”的信念，與他留德期間的經歷頗有關系。17和18世紀，德國和歐洲也陷入了危機，但19世紀初，德國大學在“新人文主義修養(yǎng)理想”下爆發(fā)出巨大的能量，推動了德國的持續(xù)進步，蔡元培希望仿造德國高等教育的經驗來改造北京大學。

世運日新，學風丕變，吾國教育，不能不兼容歐化，已為有識者所公認。

因為蔡元培和北大，1917年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發(fā)表演說，并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隨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其一，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網羅各類學術人才，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梁漱溟等大家，囊括了政治上的守舊派和新文化的旗手，使得百家爭鳴，盛極一時。

其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為從根本上改變北京大學“老、腐”現狀，必須徹底清除封建衙門作風，剔除官員，讓真正懂教育的教授來管理學校，推動教育的發(fā)展。

其三，溝通文理，教學改革。擴充文理，改變“輕學而重術”的思想，認為“文、理”同樣重要，設立14個系，改年級制為學科制，并首次提出了男女同校的主張，使女子獲得了走進學校進行學習的權利。

蔡元培和北大，開啟了最輝煌的十年。

他的貢獻，不僅在于整治北京大學成為知名學府，更在于其對中國教育的長久影響力。一批光耀民國的思想家得以學術自由，傳道授業(y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進程。五四之后，北京大學已經成為復興中華的先驅，無數的學生走上了接力蔡先生的道路。

美國學者杜威這樣評價蔡元培：

以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北京大學蔡元培雕像

百年匆匆，彈指一揮。

當我們回顧那段歷史，依然感慨于蔡先生舍身救國的勇氣，兼容百家的心胸，與傳道授業(yè)的堅持。

2、留學教父

1847年，春，紐約港，風平浪靜。

19歲的容閎經過98天的海上顛簸，終于來到紐約，同行的還有勃朗牧師和他的兩個同學。這一天的紐約，又因為他們的到達，在歷史上顯得不那么平靜。

3年后，容閎順利考入耶魯大學，成為就讀耶魯大學的中國第一人。

1854年畢業(yè)后，容閎急切地想回到國內，在美國已經生活七年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他堅信只有讓更多的青少年出國留學，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理念，才能拯救中國。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之境。

回國后，容閎輾轉于太平天國和洋務派18年，最終在曾國藩、李鴻章的幫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領120名10歲到15歲的幼童分四批到美國留學。

這120名留學生后來都成為了不同行業(yè)的翹楚，包括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清政府外交大臣梁敦彥、外交部二品大臣后創(chuàng)辦東亞銀行的周壽成等。

第一批赴美留學的30名幼童

五四運動，催發(fā)了第二次留學熱潮，救亡圖存的革命重新突起，大批有識之士為獻身革命而出國探求新知。

此時，蔡元培組建的留法勤工儉學達到高潮，在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的推動下，先后共有20批來自18個省的1700多名學生抵達法國學習。浩浩蕩蕩的留法隊伍中，大批棟梁人才成長起來，輪番登上歷史舞臺。

1978年，冬，《中美建交公報》發(fā)表。

政治和經濟發(fā)展的雙重需求下，中美重啟了隔絕近30年的交流，同年，52名留學生啟程前往美國。鄧小平明確表示：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

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中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

1981年，國務院同意了教育部等七個部門《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和《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自費出國留學政策放開，托?？荚囈灿谶@一年進入中國。

1985年，國家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政策開始鼓勵“要堅決大膽放開”，此后，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迅速增長。

在歷史的大潮下，1988年，北京大學的俞敏洪也加入了留學大軍。

但1989年政策變動，美國收緊了留學政策，加之成績不夠優(yōu)秀，俞敏洪努力了三年最終未能成行，為了賺錢養(yǎng)家，他開始在校外兼職教外語。

俞敏洪私自校外授課的行為，讓北京大學很是不滿，進行了全校通報批評。1991年，俞敏洪被迫辭職，到一家名叫“東方大學”的民辦學校辦培訓班，自主招生授課，上交15%的管理費。他的目標是掙一筆學費，趕緊擺脫生活的窘境。

1992年，鄧小平南巡，打消了全國的思想疑慮，重申深化改革、加速發(fā)展的重要性。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發(fā)展生產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隨后國家出臺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12字方針。

日益增長的留學熱，同時激發(fā)了對英語學習的需求，其中托福和GRE是最熱門的考試。自從美國1981年在中國舉辦托?？荚?，參考的人數直線上升。以北京為例，1981年首次考試為285人，1985年即上升為8000人，1986年達18000人，1989年全國的考生有4萬多人。

1993年2月，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確民辦教育的合法身份。

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

國家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依法辦學，采取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

眼看著英語培訓班越來越火，俞敏洪隱約覺察到了出國留學的機遇，他漸漸放棄了自己出國留學的想法，萌生了辦班幫助更多大學生出國的念頭。

1993年，俞敏洪創(chuàng)辦了北京新東方學校，11月16日，拿到了辦學許可，正式開始了新東方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

九十年代日益高漲的留學大軍，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求新知、尋良方、謀發(fā)展，每一次留學潮都帶動了中國長足的進步。

出身北大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強，作為三駕馬車，也帶領著新東方，駛入了時代的洪流。

俞敏洪，無意中成為了新世紀的容閎。

2006年9月7日，新東方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教育機構，“留學教父”一時風光無限。

三次高考不綴而進入北京大學，三年留學申請不得而創(chuàng)立新東方，俞敏洪的人生因教育大起大落。

作為第一代教育創(chuàng)業(yè)人，其成就不止是創(chuàng)立了新東方，更是作為中國民辦教育教父級別的人物，為后來者指引了一條道路，也吸引了更多的北大人，加入了教育創(chuàng)業(yè)的道路。

同時，新東方給教育行業(yè)帶來的另一個巨大影響是——激發(fā)了資本投資教育的信心。眼光敏銳的國際資本開始尋找下一個新東方，更多的教育機構獲得融資，教育行業(yè)開始蓬勃發(fā)展。

3、成就未來

1977年，十年動亂結束。

鄧小平立刻恢復了高考，當年全國報考人數570萬，最終錄取27萬。

但直到1997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有5%，遠低于發(fā)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龐大的未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還未平靜，國內的形勢卻已經風起云涌。

長江、松花江同時爆發(fā)多年未遇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29個省遭受不同程度的災害，受災人口2.23億，死亡4150人，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

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qū)，3年間國有企業(yè)數量從11.38萬家銳減到6.5萬家，但同時國有企業(yè)虧損達到了47.4%——一半的國企都在虧損，前一年全國工人下崗2115萬。

11月，亞洲開發(fā)銀行駐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以個人名義向中央寫信,提出《關于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他指出高校擴招的5點理由：

中國大學生數量遠低于同等發(fā)展水平的國家。

企改革帶來的大量下崗工人如果進入就業(yè)市場與年輕人競爭會出現惡性局面。

國家提出經濟增長8%的目標，教育被認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擴招可以拉動內需，激勵經濟增長。

高校有能力接納擴招的學生，當時平均一個教師僅帶7個學生。

高等教育的普及事關中華民族振興。

建議很快被有關部門采納，基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yè)壓力”四大目標的高校擴招從此進入正軌，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幕。

1999年，全國高校擴招正式啟動，當年全國高考招生人數160萬，比上一年增加52萬人，同比增加48%，錄取率提升到55.6%。隨后高校擴招的力度持續(xù)加大，1999-2003的五年間，全國高考招生1351萬人，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

高考一直是普通人出人頭地最有效的途徑，而現在，這扇大門正向更多的人打開。

但由于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在以分數定勝負的機制下，好學生都想進入好學校，好學校也希望招收好學生，于是，催生了各種幫助升學的培訓機構。

在政策演變和市場博弈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家長都認清了形勢，培訓機構針對小升初的“家長會”以及他們身邊的無數前車之鑒都證明：

想要考上好大學，就要進入重點高中，想要進入重點高中，首先要進入重點初中，高考升學的壓力一級級傳導到小升初。最簡單粗暴也最公平的升學方式，就是讓孩子在各類競賽中拿名次，而數學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

此時北京大學的張邦鑫正在做家教掙生活費，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機會。

當時北京最大的奧賽是“迎春杯”，張邦鑫就做了一個相應的產品，打著“迎春杯”比賽復習班的旗號，把歷年的考試題目進行分類，有針對性地訓練。還特地花了1500元，在《北京晚報》上打了一塊很小的廣告，結果出乎意料地吸引來了100個學生，一下子就收了15萬的學費。

初嘗甜頭后，張邦鑫更加確定了奧數的培訓方向。他動起了奧賽代理權的主意，經過幾番軟磨硬泡，最后拿到了清華“同方杯”奧賽的代理權，憑借清華“同方杯”的背書，學而思開始在北京的奧數屆逐漸站穩(wěn)腳跟。

由于學而思專注單一學科，與其他機構形成差異化競爭，“學奧數，到學而思”的宣傳口號也開始深入人心，快速地樹立起了品牌。同時，小升初的壓力和奧數的剛需，也極大地有助于學而思的招生，在那個“黃金年代”，學而思迅速壯大。

在學而思業(yè)務瘋狂增長的時候，廣東衛(wèi)視《社會縱橫》節(jié)目組曾專門制作了一期針對學而思的節(jié)目，討論學而思的辦學方式是否有問題，節(jié)目中有一位曾強烈抨擊補習班的家長，后來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學而思，她說：

你真的不能否認，孩子在這里確實得到了成長和提高，學而思教的內容里，有解題套路、方法、思維、題海戰(zhàn)術?？荚囍?0%基礎的部分，學?？梢越?，另外30%需要拉分的地方，還是需要去培訓機構學習一下。

在學而思成立后的十年，全國每年近千萬的高考人數，向下延伸到高中、初中、小學，整個K12在校生超過2億人，龐大的市場需求催生了學而思的急速增長。

創(chuàng)立僅7年后，學而思成功登陸紐交所，市值13億美元，又用了一個7年，市值增長到127億美元，超越新東方。

與新東方的留學生意不同，學而思聚焦的是升學。

在新東方快速崛起的90年代，改革開放初始，國力積弱已久，正是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經驗和理念的時候，留學大行其道。而到了學而思成立的20世紀初，2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讓中國經濟大為改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眼光投向國內，通過高考改變人生也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

另外，留學高昂的學費，注定了只能是少數中上層家庭才能負擔得起，從1978年到2018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585萬人，而K12在校生一年就有2億人，每年各級升學人數超過4000萬人。

青出于藍，作為俞敏洪師弟的張邦鑫，進入的是一個更廣闊的教育市場，也將影響更多人的命運。

 “學習改變命運，思考成就未來”，學而思不僅成就了眾多學生的未來，也成就了張邦鑫的好未來。

4、學優(yōu)則仕

1994年，8月的一天。

北京市法院、檢察院系統(tǒng)聯(lián)手宣布，首次面向社會招考400名書記員。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轟動，很多人不敢相信，沒有關系，沒有推薦，光憑考試就能“端上鐵飯碗，吃上皇糧？”不光是老百姓，一些國家機關也對這種制度存在懷疑和觀望的態(tài)度。

而這，只是國家推動公務員考試中的一幕。

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頒布，公務員制度正式建立，1994年8月，人事部組織了國務院辦公廳、建設部、人事部等30余個中央國家行政機關的公務員招考，以此來推動全國的公務員考試。當年，全國4400人報考了公務員考試，最終約490人被錄取，走上了仕途。

1994年，首屆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考試

“學而優(yōu)則仕”，出自論語的這句話，概況了兩千年來中國廣大學子熱衷于從治學到從政的路徑。

真正的“國考熱”在2003年開啟，當年的報名人數從2002年的6萬余人增至12萬余人，增幅超過100%，那一年，正是高校擴招后首批畢業(yè)生的就業(yè)之年，160萬畢業(yè)生的自主擇業(yè)中，相當一部分把目光投向了公務員。

也是在這一年，另一個北京大學的畢業(yè)生——李永新，正式成立了中公教育，準備專注于公務員考試培訓。

李永新的創(chuàng)業(yè)過程，并沒有那么順利，1999年畢業(yè)后，他先后做過很多項目，翻譯、計算機、中小學輔導、奧數等，中間還經歷投資方撤資，公司無疾而終。最終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了公務員考試行業(yè)。

2001年左右，很多學生找到李永新的導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書記，想請教關于公務員考試，但導師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于是推薦正在教育行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李永新。李永新就開始給那幾個學生輔導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結果都考過了，他開始進一步思考創(chuàng)業(yè)的方向。

2005年，中公教育開始了全國化的嘗試。李永新通過代理的方式，與30余家地方性培訓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在同行業(yè)中率先完成了全國市場布局。

2008年，金融危機后，報考公務員的人數驟增。2009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100萬，此后一路上漲，到2014年國考報名人數達152萬人。這五年，也是中公教育奠定行業(yè)領先地位的重要時間。

相比北大同門師兄弟的新東方和學而思，中公教育的業(yè)務具備一項天生的優(yōu)勢：公務員考試是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化極強，極適合做整合和擴張。

但在全國標準化的推行中，李永新越來越意識到代理模式的缺陷，代理商無法實現中公對學員的承諾。2010年，李永新開始轉型做直營。

直營化和標準化完成后，中公開始了迅速的產能擴張、規(guī)模擴張，2009年公司人數不到1000人，到2015年員工已經有10000人，全國直營中心470余家，收入更是突破20億元，一舉確立了公務員考試領域的壓倒性領先地位。

依托全國直營分部和旗艦學習中心，6000余名專職教師，中公進一步拓展了全品類的職業(yè)資格培訓，2018年實現收入62億，凈利潤11.5億，2019年2月成功借殼上市。

9月，中公教育市值突破1000億元，成為繼好未來、新東方之后，第三家千億俱樂部的教育公司。

俞敏洪、張邦鑫、李永新，從北大出發(fā)，十多年后，又在此相聚。

至此，教育行業(yè)進入“三國鼎立”時代。

三個北大人，三家千億市值公司，成就了教育行業(yè)的一段佳話。

在他們的后面，還看不到對手。

5、后記

為什么是三個北大人，各自成就了三家千億市值的教育公司，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問題。

俞敏洪、張邦鑫、李永新，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出生農村，父母是農民或者工人，窮苦的經歷伴隨了他們的青少年時代，但改革開放和教育給了他們改變人生的機會。北京大學的求學時光，又讓他們兼具家國情懷，最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用教育改變更多人命運的道路。

在高考的千軍萬馬勝出，進入北京大學，作為中國教育體制的獲益者，他們個人的能力是做好家教、做好教育的基礎。同時，迫于生計壓力，他們都在北京大學期間選擇了做家教，作為第一學府的北京大學本身就是一種背書，讓他們在家教市場中容易獲得高溢價。

和他們一樣做家教的同學不在少數，但很多家庭條件稍好的學生，在賺到錢后就不做了，做家教、辦培訓，在當時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驕傲的事情，大多數人有更高的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出國留學，亦或進入知名國企外企民企。

而他們，從泥土中來，朝著太陽生長。

他們有理想，他們有情懷，他們也有現實的物質需求，他們是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張邦鑫曾說：

我這人又愿意教學生，又不能完全做公益，最后就做了個教育企業(yè)。第一不偉大，第二不無私，第三還有貪念。

但這不妨礙他們?yōu)榻逃龅呢暙I。

• 俞敏洪，在90年代的留學大潮中，將一群群學生送入國外深造。

• 張邦鑫，在20世紀初的高考改革中，幫助千萬學生實現了升學的人生轉折。

• 李永新，在20世紀的國考熱中，輔導更多人走上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

后來，當他們的事業(yè)稍有成功，便開始反哺北大。李永新3次累計給北大捐款1.6億，俞敏洪也捐了5000萬元。

未來，巨頭是新東方、好未來，亦或是中公教育，又有何妨？因為終究都是北大人的，他們都在傳承北大精神，通過教育改變中國。

• 1919年，北大人領導五四運動，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 1949年，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國的成立。

• 2019年，北大人用三家千億市值的教育公司，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恍惚百年。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蔡先生點燃了一顆火種。

今天，我們站在未名湖畔，透過歷史的長廊，依稀看到那熊熊燃起的火焰，和一代代北大人不屈的身影，家國情懷、濟世扶民，形成了燕園無法割舍的牽掛。

北大的精神，依然光亮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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