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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陳志文觀察（ID：chenzw_edu），作者陳志文

四川教育部門日前發(fā)布減負新政，其中一條涉及考試，要求降低考試難度的細則引起了輿論熱議。這條細則中寫道：“各學科考試難度系數(shù)，小學不低于0.95（即平均分不低于滿分的95%），初中不低于0.85，初中學業(yè)水平考試（類似畢業(yè)考）不低于0.70?！?/p>

也就是說，對于小學，滿分100的情況下，無論實際情況如何，即不管什么地區(qū)，什么學校，要求人均95或以上。大家把這條新政送上了熱搜。為什么？

首先還是需要肯定四川相關部門積極落實雙減的態(tài)度。但是，也不得不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這種簡單降低考試難度來減負的做法，目前各地還不少，差別只是程度上的區(qū)別。因此，有必要探討一下這個做法的對錯，利弊。

考試難易和負擔多少，是否有直接關系？答案是否定的。

絕對負擔的多少，是和自己期望值相關的，而不是考試的難易程度。記得80年代高考，有時某科目，一個班也沒有幾個及格的，但恐怕沒有人會說那時的負擔比現(xiàn)在重。原因也比較復雜，至少有一點，當時的學生與家長對學習追求沒有那么高。再難的考試，如果想得零分，應該都是極其容易的。再簡單的考試，想得滿分都是很艱難的，都要超常的付出。這是基本的邏輯，也是一個常識。事實上，通過降考試難度來減負，我們有過失敗的嘗試。

北京的高考在近10余年里，平均分增長了100分，難道中學生的負擔就降低了嗎？估計沒有人敢拍這個胸脯。

對比同期10余年來，學而思以及其他培訓機構的開班數(shù)量，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相關營收數(shù)字在迅速增長中，是最輝煌的10年，并沒有下降。

降低難度，最大的利好是讓更多人有了分數(shù)的獲得感，“高分考生”比比皆是，說難聽了是討好家長，但絕沒有減輕或者降低這其中的競爭與負擔，無非讓大家覺得，“現(xiàn)在孩子怎么都這么厲害”？

20多年前，在北京600多分就能上北大清華，現(xiàn)在，恐怕連一個重點也不能保障。原因就是考試容易了，于是分數(shù)線水漲船高。這里我們完全可以排除考生增長導致的高分增長因素，事實上北京高考考生近10余年一直在下降中。

考試難度與負擔沒有直接關系，但使用不好，尤其是一味降低難度，反而會增添無效負擔。目前各地中考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典范。

遵循降考試難度來減負的這個思路，各地中考越來越簡單。比如2018年，北京海淀中考，語文滿分120，平均分高達109，英語也高達106。對于很多優(yōu)秀的孩子，最后拼的是一分兩分的差距，并不會因此就減輕了負擔。多年前一個老師曾無奈地給我介紹，他們班數(shù)學滿分120，平均分就118，物理滿分100，平均分98。

刷題教育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因為考試容易了，拼的是不出錯，出錯少，于是很多優(yōu)秀的孩子一年苦學下來就為了少扣一兩分。客觀上，簡單的試題，恰恰增添了更多無效的負擔，尤其是對于優(yōu)秀的學生。這是典型的增加不必要的負擔，而不是減負。

清華丘成桐班把錄取年級下調到初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解放這類優(yōu)秀學生，讓他們從初三年級無效學習中解放出來。

對分數(shù)的追求背后是競爭的激烈，并不是因為試題的難易，普通老百姓可以這么簡單甚至錯誤地看，但專業(yè)人士，尤其決策者絕不能把表象當成本質，找錯問題，用錯方法。

測試本是教育質量監(jiān)測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有效管控教育質量，解決家長“拆盲盒”惶恐的重要手段。

考試，或者說測試，本質就是教學效果的體現(xiàn)，是教育質量監(jiān)測的技術手段之一。如果考試不運用到學生的評價上，那么就是純粹的質量監(jiān)測了。任何一個教育測試必然都呈正態(tài)分布，即分數(shù)會是高分與低分均較少，多數(shù)在中間。人為設定一個難度目標，比如平均95以上，必然讓考試失去了質量監(jiān)測的價值和意義。

相關減負規(guī)定中的確有降低考試難度的說法，但注意，這一說法是針對一些考試中的難題怪題，超綱題而言，是減去這些不必要的超綱的、過高的試題與要求，但絕不是迎合討好學生家長，讓大家皆大歡喜。

在大規(guī)模減少家庭作業(yè)，減負的背景下，日常教育教學效果與質量監(jiān)測就尤為重要。事實上，家長已經開始惶恐不安，在中、高考制度短期不可能調整的背景下，這種減法已經讓很多家長產生了“拆盲盒”的惶恐。

教育質量的監(jiān)測，評價，絕不是一場考試能做到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但我們不可否認，這種測試也是重要的指標之一，尤其是最后我們的中高考，還是回到了一場考試。這種真實簡單的監(jiān)測，對于任課老師是實實在在的壓力。一位基層教育局長就曾跟我抱怨，“不讓考試，基層放羊的老師比比皆是，實際很難做好質量控制。”

本來應該利用好越來越少的考試，監(jiān)測老師的教學效果與質量，但人為設定這種極端“皆大歡喜”的測試目標后，讓考試幾乎失去了其質量監(jiān)測意義。因此有家長批評說：這哪里是減負，這是哄人玩，更像是給家長孩子吃安慰劑，給自己摘責任，我們怎么敢相信學校的教育質量？！

在減負上簡單做減法，一味做減法，減出了新負擔，甚至危及公平正義，是我們需要深刻反省的。

三點半現(xiàn)象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校外培訓機構做大，與我們一味做減法，三點半就把孩子推出校外是直接關聯(lián)的。義務教育上“國退民進”，與我們公辦學校過度做減法又何嘗沒有關系？

四川出臺這個政策，目的還是為了落實好雙減，到底如何才能落實好雙減？我覺得需要站位第二個100年奮斗目標角度，深切領會中央的雙減政策核心精神，不能只是站在微觀的教育圈子里打轉轉，更不能做似是而非的表面工作。

雙減，其實首先是校內做加法，提高校內教育質量，發(fā)揮學校主陣地的作用，最大程度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包括多樣的教育需求，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其次，才是減法，減去不必要的課內作業(yè)負擔，以及課外輔導班負擔。而這兩個措施都有一個根本而共同的目標，就是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而不是培訓機構，這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在某種程度上，雙減政策是對我們既往一味做減法的減負政策的一次強力糾偏，是做加法，尤其是學校內教育。

為了深刻領會這一點，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習總書記的講話。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到青海某社區(qū)“4點半課堂”時就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們放學后，得有人接得住啊?！薄笆紫冗@件事要由學校來辦，學校不能把學生的課后時間全部推到社會上去。學生基本的學習，學校里的老師應該承擔起來。不能在學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訓了，這樣就本末倒置了?，F(xiàn)在教育部門正在糾正這種現(xiàn)象?！?/p>

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話明確地批評了三點半問題，也明確強調，學生的學習，需要學校承擔，而不是校外培訓機構。總書記還特別說：教育部門正在糾正這種現(xiàn)象。

如何提高校內教育質量，最大程度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就成為雙減成敗的核心。

因為辦好校內教育，不僅可以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即沒有必要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訓機構，更事關公平，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躺平，鼓勵大家努力奮斗，但需要確保公平，尤其是起點的公平，而教育，就是所有社會公平的第一起點，是其中的關鍵。因此，包括雙減在內，一系列教育治理政策不斷強調教育回歸公益性原則，切斷教育與資本的聯(lián)系，原因也在這，即“不能讓高質量教育成為富人的特權區(qū)”。

成立校外監(jiān)管司，重錘嚴管校外培訓機構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切斷外面的，本質是讓學生主要在學校完成高質量的教育追求。在某種程度上，校外監(jiān)管的核心，在于校內做得如何。

因此，在雙減的措施上，其核心思路應是把孩子盡可能拉回校園，發(fā)揮學校的主陣地作用。比如取消三點半放學，放學時間完全和家長下班無縫銜接，同時，在寒暑假舉辦托管班等，都是在盡力把學生留在校園。

但倘若校園不能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教育需求，家長與學生可能還是會離開校園走向培訓機構，走向市場。如果這樣的事情大面積發(fā)生，那么我們的減負就等于失敗了，我們就等于重新回到了原點。更糟糕的是，當校內無法滿足，家長與學生大規(guī)模出走校園時，發(fā)現(xiàn)校外培訓機構已經被嚴管，無疑讓家長的教育追求變成了一場障礙賽，將帶來更大的怨氣。韓國一度嚴管校外培訓，最后又不得不放棄，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提高校內教育質量，最大程度滿足群眾教育需求就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核心任務，也是雙減成敗所在。

除了應教盡教等基本要求外，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并解決差異化的教育需求，而不是簡單拒絕，否則，學生是不可能回到校園的。

首先，人是有差異的，所以教育上講因材施教。同時，不同人的定位與追求是不同的，這也決定了教育的差異化需求。其次，中國家長對孩子教育有超高的期望，更加劇了這種差異化的復雜性。因此，如何實事求是，務實地面對不同的教育需求，甚至是家長不理性的教育需求，是一個重要的出發(fā)點，而不是無視。

如何面對解決這種差異化的需求？各地有很多成功做法，我覺得兩個原則思路還是重要的。

第一，為了解決個體差異，最大程度滿足這些差異化需求，就需要實施分層教學；第二，需要在筑底，即拉低基礎要求的同時，但不能封頂，給有更高教育追求的學生和家長在校內完成更高教育追求的機會，絕不能把這部分教育需求再次推出去。美國公辦學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在高中也系統(tǒng)性地設置了大學先修課程，目的都是上不封頂，給一部分同學校內發(fā)展的空間。

在差異化教育需求的解決上，是很多人比較擔心的。很明顯一些地方與學校因為種種原因，在盲目地搞齊步走，一刀切，甚至盲目排斥一切文化課學習，必須“輕松沒有負擔”，已經引起了家長的反彈。目前一些地方課后延時服務，已經引起了部分家長的不滿，紛紛申請退出，原因就是學校占用了孩子大量時間的同時，卻沒有給他們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導致孩子放學后不得不再次加碼，反而增加負擔，于是家長只能放棄學校的“福利”。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無法回避一個敏感的問題，即什么是合理的，正確，理性的教育需求，如何解決和面對非理性的教育需求。

我們必須承認，一部分，甚至很多家長的教育追求是不恰當?shù)模叩?，這也是造成學生負擔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長錯誤教育觀念的形成是復雜的，核心原因還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實社會評價這兩個關鍵因素的影響。但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可以迅速可以解決的？就社會評價來說，當社會上用學校出身才給選聘機會的情況下，讓家長又如何不追求分數(shù)，不追求文化課成績？

因此，家長觀念的改變、引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主要的是，這也牽扯到個人定位問題，并非我們可以要求的。鑒于此，我們就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關注家長的核心需求，盡可能滿足包括文化課學習在內的基本教育需要，至少給學生和家長更高教育追求提供機會、空間，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xiàn)觀念的影響與改變，而不是簡單拒絕，否則必然推給市場，推給資本。如果推給市場，我們連教化改變家長的機會都沒有了。

在過高教育追求的處理上，我們還需要注意對這種追求背后努力拼搏的精神的肯定，而不是否定。無論如何，自強不息都是值得尊重的，我們需要引導的是拼搏的方向，是孩子的全面發(fā)展，而不能只是文化課學習。但絕不能用一刀切否定，甚至遏制拼搏努力的精神，造成事實上鼓勵躺平。

要最大程度滿足學生與家長教育需求，就必須在校內做加法，科學做加法。

當然，站著說話不腰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做減法，似乎沒有政治責任，做“加法”似乎存在政治風險。

減負之后，已經發(fā)生了多起對立的家長舉報與反舉報事件，主題都是圍繞分層教學。

對立雙方舉著的旗幟都是雙減，都是減負，最后都以學校退讓收場?；镜姆謱咏虒W都很難完全實現(xiàn)，又如何面對差異巨大的教育追求與教育需求？這些都考驗著各級教育管理部門的智慧與治理水平。

比如分層教學，我們目前關于分層教學的一些規(guī)定過于理想化、理論化，甚至本就是移植美國的走班選課下的分層教學理論，并不符合我們以固定班級為核心的管理實際，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從而導致一線分層教學失去了理論與政策的正當性，舉步維艱，學校在投訴面前不得不撤銷。

對此，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對一些不合理不適應的規(guī)定作出必要的調整，對于一些家長有代表性的，不理性的需求作出必要的妥協(xié)，達到最后讓大多數(shù)學生與家長留在校園的目的。

在目前的環(huán)境下，做減法容易，做加法難，但不應該成為我們只做減法，甚至錯誤做減法的理由。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明白，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是雙減的一個核心目標，如果只是簡單做減法，無視差異化的教育追求，學生與家長必然還會走出校園，最后，我們可能不得不再次上演雙減與減負的新“連續(xù)劇”。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陳志文觀察”（ID：chenzw_edu），作者陳志文。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