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大門已經(jīng)被磚砌上

那所名校只是個不敢做的夢，現(xiàn)實是，她的孩子即將告別城市“流動兒童”的身份，成為一名標準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

三個家庭的分岔路口

磚塊已經(jīng)壘到第40層。磚墻后面，一所學校的藍色大門徹底從人們眼前消失了。這是北方某大城市一所容納了500多名打工子弟的民辦學校。 

學校的關閉與暑假幾乎同時到來。6月初的一個下午，當8歲的兒子緊攥著一張“傳單”，哭著回到家的時候，李中山正在補覺。

床就挨著門，跟顏色泛黃的沙發(fā)拼在一起。李中山是農(nóng)貿(mào)市場里一家豬肉批發(fā)商的屠夫兼送貨員，老家在安徽阜陽。每天凌晨兩點到中午，他負責把新鮮豬肉送到幾個飯店和食堂，下午是他補覺的時間。 

看到“傳單”，他立馬清醒了。

那是當?shù)卣爸挛传@批自辦學校學生家長的一封信”，信上說，這所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存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教學設施簡陋等諸多問題，要對其“全面清理”和“堅決取締”。 

“為了您和學生的切身利益及人身安全，請不要將學生送到該校就讀，否則造成一切損失，責任由您自行承擔?！?/p>

7月6日這天，當?shù)叵铝艘粓霰┯?。學校里的1300多套桌椅，還有黑板，甚至床鋪，都被貨車拉走。三四輛車在泥濘窄小的土路上折返了60多趟。 

一道磚墻隨后砌了起來。墻內除了空蕩蕩的校舍、五彩斑斕的墻壁、高豎的旗桿，沒剩下什么了。

在這個暑假，家長們必須操著不同的方言，為孩子找到新的學校；而他們的孩子，統(tǒng)統(tǒng)說著流利的普通話，沒有一點兒其他口音。

“等你長大就明白了”

楊萍（化名）的兒子跟李中山的兒子是前后桌。她識字不多，消息還是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念給她聽的。家里給這個孩子起名“安穩(wěn)”，希望他的人生穩(wěn)穩(wěn)當當。 

自去年3月從老家山東來到這座城市開始，楊萍和丈夫就在一個地鐵站出口的停車場負責看車。角落里的管理處就是他們的“家”，面積不超過4平方米。一張雙層床、一張桌子和一個柜子之外，只夠放下一把椅子。“家”里沒有冰箱，他們需要每天去一趟市場，購買當天吃的蔬菜和饅頭。用水要到地鐵站里接，上廁所就去附近的公廁。

楊萍幾乎從沒光顧過市場里陶玉春的攤位。因為那里是淡水魚區(qū)，“太貴了，買不起”。陶家從安徽到此地做水產(chǎn)買賣快滿20年，小兒子正在讀五年級，還有一年就可以畢業(yè)了。他每天凌晨1點鐘起床，把門前魚塘里從各地運來的草魚、鰱魚、鯉魚用網(wǎng)撈起，送上魚販的車，再拉往不同市場。

2017年8月5日傍晚，魚販正在陶玉春（左下）的攤位收魚，隨后將運往其他城市銷售

在這個距離市中心近40公里的鄉(xiāng)鎮(zhèn)，外地打工者形成了一張網(wǎng)絡，網(wǎng)上交織著血緣、商業(yè)和人情上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連接村莊的土路上不斷駛過自行車、三輪車、電動車和汽車，在干燥的夏天，車輪揚起的沙塵夾著熱浪滾滾襲來。路邊的人大多趿拉著拖鞋，男人多數(shù)光著膀子，身上曬得黝黑。 

如今，因為一所學校的命運，這張網(wǎng)開始震蕩。

校長胡中寶處于這張網(wǎng)絡靠近中心的位置。他那輛破舊的面包車后座上還堆放著一些學生沒來得及取走的被褥。胡中寶老家在河南，早年也在外地打工，19年前開始開辦打工子弟學校。他的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好幾次說要被關”。這一次，他原本覺得有“99%的希望”不會關門。

他的希望逐漸減弱，一直到7月6日早上，貨車轟隆隆開到了學校門口。

7月6日當天，李中山特意帶著兒子去了學校。“為什么要拆我們學校？”兒子帶著哭腔問。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嘆了口氣：“等你長大就明白了?！?/p>

大雨中，從門外看，只能看到高高的旗桿。孩子眼睛一亮，手抬得老高，“爸爸你看，紅旗還在呢，學校沒拆！”

2017年7月13日，幾位工人正在用磚塊把學校大門砌上

兩年前，李中山想過把達到入學年齡的孩子送進公立學校。他居住的地方，距離鎮(zhèn)上的公立小學不到1公里，走路只要10分鐘，可他在大門口就被攔下了。 

“看門的直接告訴我學校名額滿了，不讓我進。”這個屠夫身材壯實，手上永遠纏繞著一股肉腥味。

同一個市場另一頭的水產(chǎn)區(qū)，個子矮小的陶玉春根本沒走近過那個校門?！叭思也徽J識你，進去找誰說話？”

在狹小的停車場管理處，楊萍也說了同樣的話。

他們相信這個社會重視“關系和人情”，不愿意徒勞碰壁。他們的許多重要信息來自“聽說”，比如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想要進公立學校，需要備齊很多證件，盡管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但他們堅信自己“拿不出來”。

陶玉春老家發(fā)過一次大水，地里的莊稼全淹了。后來他賣過水果、運過木材，最后還是坐上了前往這座大城市的綠皮火車。那是1998年，他清楚地記得一張車票要68元，列車上擠滿了“背著蛇皮袋子出來打工的人”。他跟妻子把被子放在過道里，“來個人就要讓”，坐一會兒站一會兒，熬過了一天一宿。

李中山比他早到6年，同樣是擠在車廂里過來的。那年5月，在家里收麥子的前一天，一直“憋著勁兒要走”的李中山終于離開了家鄉(xiāng)。大巴車上有40個座位，卻塞了116個人，“根本坐不下”。當時只有1.5米個頭的李中山被人群夾到了目的地，他帶了200元錢，分開裝在腰帶、褲兜和鞋底里。

 那是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中出現(xiàn)了國家最早涉及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的安排：“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jīng)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xiāng)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guī)定申請借讀。”

但小學都沒畢業(yè)的李中山并不在意，因為他是來“賺錢”的。

剛開始，從沒做過水產(chǎn)生意的陶玉春把高利貸借來的本錢賠了個精光，“魚也丟了，筐也丟了”。這對南方夫妻沒想過“冬天這么冷”，靠著四處借錢，才慢慢緩過來。

過了兩年，他們把大兒子從老家接來。2001年，國務院印發(fā)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將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視為政府必須依法保障的權利，明確提出了“以流入地區(qū)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政策。

他記得自己“填了張表”，就把孩子送進了附近的公立小學。大兒子學習成績特別好，家里的生意也慢慢上了正軌。那幾年，陶玉春甚至覺得自己已經(jīng)融入了城市。

李中山也有過快樂的日子。20世紀90年代初，他在一家煤炭企業(yè)搬運蜂窩煤，每個月能掙260元，那時他每月的生活費大概只要30元。第一次發(fā)工資，他跑到地攤上給自己買了一身新衣服，藍色的牛仔外套、黃色的毛褲和白色的回力球鞋，五六件衣服里有一半是二手貨，但他還是“高興了一天”。

 那時，他最喜歡趴在墻頭看馬路上閃著燈光的車流，經(jīng)常從晚上10點看到凌晨兩三點。他還總是特意去坐大樓里的電梯，那些都是他在老家從沒見過的光景。

如果不是一次工傷事故把他的兩根手指軋斷了一節(jié)，這種快樂還將持續(xù)好多年。他只待了兩年，就離開了。

從繁華地段到城市邊緣再到郊區(qū)

這些年里，陶玉春的落腳點一直在變。2003年，他所在的市場被拆了。聽說另一較偏的地方有市場在招商，陶玉春把所有家當裝上一輛貨車，在“非典”期間搬了過去。

他記得，從那時起，公立學校開始變得“難進”了。大兒子正要上小學四年級，但是公立學校“名額滿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fā)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fā)展報告（2016）》顯示，2000年到2010年，全國0~17歲流動兒童規(guī)模10年間增長率超過80%。許多城市的公辦學校卻在不斷合并、減少。

陶玉春把大兒子送進了民辦學校。1998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在《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中提出，專門招收流動兒童的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

在陶玉春搬家的同一年，胡中寶開辦了他的打工子弟學校，第一學期只招了13個孩子，到了第二年，就到了100個。截至目前，這所學校已經(jīng)累計接收過1.3萬多名流動兒童，用胡中寶的話說，“服務兩代人了”。

兩年前，陶玉春把該接受義務教育的小兒子送到了胡中寶的學校。但他所在的第二個市場的土地，要被征用建造回遷房，他只好再一次把十幾年的家當裝進貨車，從城市邊緣搬到郊區(qū)。

市場攤位后面就是這一家人的住所。除了墻壁是彩鋼板，室內跟普通人家沒有什么區(qū)別。在這里待了十幾年，家里的東西越來越多，這一次他搬了六七趟。

相比之下，楊萍一家是到來最短的。去年3月，他們到達后，沒時間欣賞這座城市的面貌，剛下火車，就鉆進了地鐵。此后的一年多，這家人大多數(shù)時間里，生活范圍就是地鐵站旁的停車場管理處。 

剛來的時候，房間里只有一張單人床，3個人根本睡不下。他們撿了一張全部抽屜都壞掉的桌子，又在二手市場買了一張雙層床。幾把椅子也是撿來的，靠背已經(jīng)斷掉。 

楊萍并不知道，在她來到這里之前，國家已經(jīng)開始“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非本地戶籍適齡兒童進入公立學校的門檻進一步提高。打工子弟學校，是這個識字不多的女性，為兒子作出的選擇。

從“流動兒童”到“留守兒童”

李中山記得，在老家每次考試過后，有小孩成績不好，常有老人念叨：“都坐轎子誰來抬？”

十幾歲時，李中山聽了總是說：“總有一天大家都不用抬?！崩先税蜒垡坏桑骸稗I子還能會飛？”當時的他莫名地相信：“有一天會飛的?！?/p>

幾十年過去，40多歲的李中山如今有些動搖。

他算過，如果要讓孩子上公立學校，他每年至少需要交1萬元社保，幾乎占他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是能交得起社保，還在這里打工？”他打工受傷后曾離開過這座城市，在溫州做過塑料加工，在港口拉過貨。2008年國際經(jīng)濟危機中，他3天等不來一趟活，只能把貨車賣了，賠了七八萬元。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垂頭喪氣。聽說有親戚在這座城市做豬肉批發(fā)，6年前，他帶著老婆孩子又回來了。

根據(jù)國家衛(wèi)計委發(fā)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5》，流動人口呈現(xiàn)舉家遷移特點，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是夫妻雙方一起流動，與配偶、子女共同流動的約占60%。

從家里到學校，走路只要十幾分鐘。李中山夫婦每天凌晨兩點出門前，會在桌上留下8元錢，讓兒子上學路上買早餐。兒子怕黑，晚上總是蒙著頭睡，李中山不放心，在天花板上裝了一個攝像頭。每天午夜，在閃著紅光的亂哄哄的肉市，在擺著三四把尖刀和生肉的攤位前，他會偶爾在手機上看一眼熟睡的兒子。

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不一樣了。李中山記得，自己剛來打工時有次買飯，指著饅頭用方言說了三遍“饃”，服務員沒聽懂，他又羞又氣，轉身走了。而現(xiàn)在，他的孩子回一趟老家“像是旅游”，說著一口普通話，村里其他孩子坐在地上玩，他們一定要坐椅子。一聽說要把他們送回老家讀書，只有倆字：“不干！”

回到城市，他們卻還是“外地人”。李中山家要跟另一戶共用一個廚房；如果不下雨，楊萍都是在室外做飯，一個電磁爐一口鍋，油鹽醬醋都晾在外邊。趕上天氣不好，她只能在屋里熬點米粥。用完的鍋碗瓢盆都塞在桌子底下，跟孩子的一筐玩具摞在一起，大多是別人送的舊玩具。

陶玉春的房子算是攤位的一部分，按規(guī)定不允許做飯，他的妻子總是等夜幕降臨，在門外蹲著炒兩個菜。兩米深的魚塘后面升起白煙。菜通常是素的，她特意解釋：“孩子不愛吃葷菜。”

但是等飯菜上桌，他們又與這座城市的任何一個家庭沒有什么區(qū)別。飯菜擺在落滿晚霞的舊紙箱上，擺在低矮的茶幾上，擺在可以折疊的桌子上，一家人總會圍在一起。像任何普通人家一樣，霞光會透過窗子、門框、鏤空的塑料門簾灑進房間的地上。房間不大，但也整潔?！芭P室”跟“客廳”會用窗簾隔開，進“臥室”的時候要換鞋。

學校被關停后，這些原本平穩(wěn)行駛的家庭仿佛遭遇了落石。暑假是一個緩沖帶，但這個假期，每個家庭都必須確定方向盤的轉向。 

山東人楊萍和安徽人李中山都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請親戚幫忙照看。他們自己“不敢回去”。他們認為留在城市里，給孩子掙出在老家蓋房和結婚本錢的可能性更大。

陶玉春家的土地已經(jīng)轉包出去，連退路都沒有。他打算把孩子送到另一所民辦學校，但是每天上學來回要花將近3個小時。

把孩子送回老家之前，楊萍打算帶他去看看當?shù)匾凰拼髮W的校園。以前，常有這所名校的學生志愿者去打工子弟學校上課，孩子喜歡他們。

坐在停車場的空地上喝著稀粥，她干笑著說，“考上不敢想，就是去看看”。

那所名校只是個不敢做的夢，現(xiàn)實是，她的孩子即將告別城市“流動兒童”的身份，成為一名標準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冰點周刊”，原標題《三個家庭的分岔路口》，作者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