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某個現象興起時，總會有一幫人推波助瀾成為擁躉，但當其所指矯枉過正時，這群擁躉其實就成了幫兇。比如原本意味著自我解放、自由和平等的女權，最后卻出現雙重標準，甚至出現說女權就是用來合理利用男人。

又比如間歇性火熱的知識付費，原本是重塑大眾教育的象征，因為一些端著的知識分子的瞧不起，加上幾個微信刷屏事件，知識付費被污名化為收割智商稅。

其實，就像許知遠《十三邀》前序說的那樣，他既對技術、速度和娛樂驅動的時代持有懷疑，同時也好奇時代的浪潮之中，那些嶄新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正在被孕育。關于知識付費，我們也可以試試帶著偏見出發(fā)，看看哪些被印證，哪些被打破。

01

當我們在談知識付費的時候，讀書這件事情就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坎。

一直以來，網絡上都有各種關于各個國家每人每年平均閱讀量的數據流傳，比如中國人年均讀書0.7本、韓國7本、日本40本、俄羅斯55本等等。而即便從中國新聞出版研究員提供的數據來看，2016年成年國民人均圖書閱讀量是7.86本，其中電子書閱讀量占了3.21本。

一方面，有些人根本沒那么愛讀書，都市人受紛繁的職場困擾，沒有時間看書。另一方面，即便我們熱愛讀書，“買書如山倒，看書如抽絲”卻是常態(tài)，即便有時間也沒有合適的空間場景。

考慮到音頻的伴隨屬性，圍繞讀書的音頻產品層出不窮。最早我們可能在懶人聽書、蜻蜓FM、喜馬拉雅FM等App上看到有音頻書，也就是有人幫我們把紙質書朗讀出來。這可以說是音頻書的初級形態(tài)。

第二個階段是羅振宇的得到，其特色是平臺整理書單，由撰稿人和轉述者合作以音頻形式輸出書本解讀，如此結合，推出”每天聽本書“。

很顯然，引導用戶讀書并且把這件事情做成一門生意，是一個長期并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有人聽書是為了學以致用，也有人是致用以學。說到底，聽是一回事，消化然后內化成自身見解又是另外一回事?？雌饋韱我坏漠a品形態(tài)都很難滿足聽書以后的更深層次需求。

最新的玩家就要數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中讀”和知乎·讀書會。三聯(lián)出品的內容品質多年來有目共睹，我也是因為信奉這點去買了中讀的會員。內容上，延續(xù)了三聯(lián)一貫的人文風格，只是產品體驗真的有待提升。

借助于知乎已經沉淀的社區(qū)氛圍，以及知乎原有的譬如“知乎一小時”、“知乎·鹽“電子書等，讀書會這個新的付費音頻產品可以說是知乎自身的一個集大成之作。從會員角度來看，聽書、看書和討論書可以在一個社區(qū)內進行。

02

有一期《圓桌派》講到眼花繚亂知識控。竇文濤、史航和蔣方舟互相說自己沒有看過的書，竇文濤說他看過兩遍《金瓶梅》，但是沒看過托爾斯泰，原本可能十年都不會碰。不過他聽史航講過托爾斯泰之后，這個事情就進了他的腦子。馬伯庸一旁補充說，會發(fā)芽。

這其實說明，我們終究是需要一個動力去看書或者聽書的。以前動力可能來自于應試教育以及各種技能測試，現在更多來源于是誰分享給你一本書，甚至陪你一起讀書。這也是音頻書幾個階段迭代的一個驅動力。

拿知乎·讀書會來說，領讀人是產品設置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文化學者馬家輝、社會學家李銀河、話劇導演林兆華、作家楊照、物理學家李淼、經濟學家巴曙松、獵豹移動公司CEO傅盛等等，這些人文、科技和財經名人代表著各領域專業(yè)擅長，同時也是內容把控的第一道關。

與結構性的專業(yè)技能講解不同，領讀其實更強調用戶與領讀人一起閱讀，通過領讀人講解激發(fā)用戶的閱讀興趣，從而讓用戶帶著更廣闊的視角和方法論，重新回歸書本中。歸根結底，是在解決“知道是什么”的事實，“知道為什么”的理論，“知道怎么做”的技能技巧訣竅，以及“知道找誰”的人際關系。

譬如，有不少用戶在知乎關注紅樓夢話題，從作品細節(jié)、人物解讀到紅樓美食，他們都在深入探討。那知乎其實就可以打造一個閉環(huán)，社區(qū)討論—讀書會聽書—書店看電子書—社區(qū)討論。這樣來看整個知乎的形態(tài)，問答社區(qū)負責提供長回答、長文章，想法是輕內容的補充，本質上仍是拓展用戶討論的場景，知識市場提供更為沉浸的學習體驗。問答、想法和知識市場之間彼此勾連，讀書會成為一個耦合器，貨幣化的同時，也兼顧社交化。

03

當然，知識付費總是和焦慮、二手知識、割韭菜掛鉤。蔣方舟提到說現代人的表達焦慮和在場焦慮，比如霍金去世，網友都在表達自己想法，還有感謝霍金發(fā)明了蘋果手機的。又比如有人沒看過莫言的作品，在其獲得諾獎之后，跑到莫言老家去掰玉米。

在場焦慮則是說，當一堆人在說一件事情的時候，我也必須在場。買一個課程，可能不是為了聽，而是買一個入場券。

這個話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竇文濤問馬伯庸和史航現在怎么吸收知識之后，我發(fā)現，原來他們也一樣，很難沉下來吃透一本書。馬伯庸說，和諸葛亮讀書法一樣，觀其大略，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去真的是一本書細細地一頁一頁摳了，大概翻一遍，大概知道里面講什么東西，放回到書架上去。史航則說，他二手知識來源很多，比如看微博，看別人文章。

馬伯庸腦洞大開所描繪出的三國，其實也是二手知識，但它同樣提供了歷史認知的維度。史航在二手知識基礎上，學會了和人吵架，吵架的時候他需要找論據，這也是認知重塑的過程。所以說，博學如馬伯庸、史航，也一樣會被快餐化的時代所裹挾，但他們表現得更為包容和開放。

知識付費并非洪水猛獸，其實很多時候，聽聽音頻哪怕只收獲一兩句受用或者戳心的，也就值了。當然，碎片化甚至粉塵化的消費社會，我們都面臨知識的危機，同時也經歷著一場知識分享轉型。就像知乎CEO周源曾提出來“超越傳統(tǒng)精英觀念的知識的共享，是推動社會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最優(yōu)解“。

一個成熟的音頻聽書，或者知識付費的形態(tài)，它們都應該是流動的，也是可以被質疑的，是用戶和主講人在完善的社區(qū)機制下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文轉自吳懟懟，作者吳懟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