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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參加了浙江省的文科高考。作為一個縣城一中的考生，我的班級成績僅列第11名，但全縣排名達到了21名，全省排名在800名出頭。那一年，我所在的學校登上了自辦學以來的歷史最高峰：全校660多名考生參加文理藝體高考，8名同學被清華北大錄取，超過70名同學被985高校錄取，一本上線率超過40%。

這一紀錄必然是“前無古人”的，恐怕也是“后無來者”的。2005年之后，盡管學校也曾創(chuàng)造過一些輝煌，但與我屆成績不能同日而語，且總體呈現(xiàn)下滑趨勢。十年后，文科考生和我個人同樣的全縣排名，別說985高校，就連211都不敢保證。

起初，我屆同學都在為自己的實力感到驕傲，但隨著視野地展開，我發(fā)現(xiàn)，全國很多縣城中學的興衰節(jié)點，幾乎都處于2005-2010年之間，而這些變化其實與學生個體的資質(zhì)高低、努力與否毫無關系。

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降維打擊”

“寒門難出貴子”，這并不是最近幾年的新現(xiàn)象。以北大2016級3363名本科生的數(shù)據(jù)為例，農(nóng)村學生占比為16.3%，差不多是1/6。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比例還是建立在北大推出針對貧困學子的“筑夢”計劃之后才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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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7.4%，其中就中學生比例來說，農(nóng)村考生則占到了54.6%。通過計算可知，農(nóng)村學生想要考上北大的概率只有城市學生的1/6不到。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清華。從中國最好兩所大學的錄取情況來看，以農(nóng)村學生為主要生源的縣城中學，其衰敗的形勢是客觀存在的。

而在這個衰敗的過程中，典型縣城中學也經(jīng)歷了多方面的變化。首先是生源規(guī)模開始下降，因為從城市化率來看，1998年是33.25%，而2018年是59.58%。也就是說，在過去20年中，超過3億中國人從農(nóng)村人變成了城市人。此外，城市化率統(tǒng)計口徑為戶籍人口，但實際上還存在著超過2億人口處在流動狀態(tài)，如果加上這一部分，那么農(nóng)村生源迅速下滑也就更加不出人意外。

其次，整個縣域乃至地級市市域的優(yōu)秀學生，正在不斷被省城的優(yōu)質(zhì)中學所吸納。在很多省份，一些示范性重點高中都有全省招生的特權，在這種政策背景下，一部分農(nóng)村學生得以進入更好的中學，這對他們顯然是利好。但反之，對于縣城中學來說，他們則失去了最有可能幫助自己打招牌、搏名聲的生源。

最后是私立高中興起之后對縣城中學優(yōu)質(zhì)師資的爭奪。由于收入提升明顯，礙于公共財政體制的束縛，很多優(yōu)秀老師并不能在體制化的縣城公立中學中拿到滿意的薪資，一旦私立學?；蚺嘤枡C構伸出橄欖枝，優(yōu)秀教師的流逝也必成不可阻擋之勢。

因此，僅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縣城中學在城市化高歌猛進的洪流中，很難真正維持原有的水準。在和省城中學的競爭中，縣城中學的校長、老師和學生會清醒地意識到，彼此并不在一個維度上。一旦同臺競爭，縣城中學面臨的無異于是一種“降維打擊”。

縣城中學衰敗背后的極化現(xiàn)象

就宏觀而言，縣城中學的衰敗是一個基本趨勢。但是，在這一趨勢背后，也存在著一些成功的異類抵抗者。例如安徽的毛坦廠中學，位于大別山深處，本無資格與省城的優(yōu)秀中學叫板，他毛坦廠中學通過規(guī)模效應，通過向建立起一整套應付高考的“軍事化策略”，最終實現(xiàn)了突圍。

與毛坦廠中學情況類似的還有河南的鄲城中學，這所縣級高中連續(xù)7年被清華北大錄取的學生總計超過了210名。此外，從廣義上來說，河北的衡水中學也可以納入到“縣城中學”的概念范疇，畢竟衡水的發(fā)展水平并不比縣城高出多少。而這些突圍成功的縣城中學，他們呈現(xiàn)給主流輿論的形象，幾乎都是“扼殺人性的”面目。在浙江，曾有教育局官員公開表示不歡迎衡水中學來辦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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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高中以殘酷的“時間利用法”實現(xiàn)升維競爭，只有極少部分獲得了成功。而在失利的基本面背后，還存在著一線城市一流高中繞過高考直接出國留學，和偏遠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孩子艱難上學的兩極化現(xiàn)象。

在一二線城市，一所普通中學的教學水平都足以碾壓偏遠小鎮(zhèn)的中學，城市家長所擔心的是孩子進不了最好的幾所中學，而并不擔心孩子沒有學上。城市孩子的肥胖率、近視率飆升，家庭親子關系惡化，都拜白熱化的教育競爭所賜。但在偏遠鄉(xiāng)村，因為路途遙遠，學生很早開始寄宿，老師老齡化加劇（年輕老師不愿意來），家長長期在外打工，整個教學狀況處于一種破敗狀態(tài)。

從高考成績來看，北京、上海、天津作為高考優(yōu)勢最大的三個城市高考考生的一本錄取率分別達到30.5%、21.8%和24.1%，985高校錄取率達到了4.29%、5.33%和5.81%。而以邊疆省份云南省的“教育洼地”紅河州為例，當?shù)赜腥齻€縣：金平、綠春和紅河，某年高考一本上線人數(shù)分別為10人、1人和6人。也就是說，北京一所普通高中的普通班，一個班的一本錄取人數(shù)就超過了這3個縣的錄取總和。

所以，那些突圍的縣城超級中學，給人以“反人性”的感覺，而城市教育競爭的極端激烈和偏遠鄉(xiāng)村教育的日益潰敗，共同構成了縣城中學整體衰敗背后的三種景觀。這三種景觀看起來互不相干，但實際上卻反映了中國基礎教育的不同面向。

反哺“底部20%”，是未來20年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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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縣城中學的衰敗可以被看成是“偽命題”。因為評判中學興衰的指標最終都會落在高考上，而高考是一場零和游戲，不可能出現(xiàn)競爭雙方同為贏家的現(xiàn)象。省城中學優(yōu)勢越明顯，縣城中學自然就越衰敗。而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伴隨著轟轟烈烈地教育移民。人們從鄉(xiāng)村移到縣城，從縣城移到地級市，從地級市移到省城，再從省城移到北上廣深。

一線城市的教育之所以越來越激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加入游戲的玩家越來越多，玩法越來越精妙。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真正要大力關注的是那些沒有能夠進行教育移民的家庭，這部分人通常生活在偏遠鄉(xiāng)村。按照楊東平的說法，他們是“底部的20%”。

偏遠鄉(xiāng)村常常面積很大，交通不便，校園破舊，師資不足，家長不在.....甚至，按照斯坦福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羅斯高帶領團隊的實證研究，有相當比例的農(nóng)村孩子伴有貧血、吸血蟲病、智力發(fā)育遲緩等問題。教育公平不是終點公平，而是起點公平，對于這20%的孩子，他們需要精準教育扶貧。

由于這“20%”的學生十分分散，各自情況也不盡相同，所以根本不可能通過一刀切或大包干的方式去解決。相反，國家除了在資源上向這些鄉(xiāng)村學校，尤其是小學、幼兒園傾斜，也要鼓勵企業(yè)、社會人士進入實地，與當?shù)亟逃块T官員、校長老師一同做出規(guī)劃，并進行長期實踐、觀察和調(diào)整。

這注定是一件異常復雜且看起來投入產(chǎn)出比很低的事，需要大批有資源、有眼界、有定力的城市精英加入其中，只有中央和城市的資源不斷流入偏遠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教育的困境才能得到解決。然而，在未來20年內(nèi)，這又將是中國教育扶貧最重要的使命。這項使命能否順利完成，關乎的是中國發(fā)展的基本走向。

本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校長會”，作者尼德羅。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zhuǎn)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