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教培行業(yè)從遍地廣告、資本追逐，到頂格處罰、大范圍裁員、上市受阻，和“教培行業(yè)要黃了嗎”的深深擔憂，只經(jīng)歷了不到半年。

為了規(guī)范教培行業(yè)，教育部甚至專門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jiān)管司。

對教培行業(yè)的討論，也從少數(shù)的從業(yè)者逐漸擴大到更多的人，從教育焦慮、虛假廣告、商業(yè)模式的具體問題，逐漸延伸到對國家政策、社會公平、選拔機制的深入辯解。

短期視角下，教培行業(yè)的從業(yè)者們確實有足夠的理由去焦慮。但是，從長期的視角去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維度下，教培行業(yè)最終可能會發(fā)展成什么樣的格局？

在這場尚未定局的教培行業(yè)變革中，或許我們可以從已有的一些經(jīng)驗中看出未來的模樣。

日韓模式：競爭和選拔

1、假設降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習難度和競爭壓力，是否能減緩教育壓力，從而減少校外培訓需求？

不用假設，這件事在歷史上發(fā)生過，不過是發(fā)生在日本和韓國。

從“二戰(zhàn)”結束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里，日本經(jīng)濟高速增長，居民生活越來越富裕，但學校教育卻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

戰(zhàn)后的第一批嬰兒潮在1960年前后陸續(xù)參加初高中升學考試，考生人數(shù)一路增加導致升學競爭加劇，為了讓孩子在考試中脫穎而出，部分家庭產生了對校外教育培訓的需求。而60年代末日本中小學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把現(xiàn)代科學的先進研究成果編入教學計劃中，導致學習難度進一步加大。

當時“填鴨式教育”愈演愈烈，參加校外培訓的學生數(shù)量激增，從而爆發(fā)第一次“學習塾潮”，到1962年日本中學生入塾率已高達30.3%。

日本文部科學省將以上現(xiàn)象歸因為學生的學習內容太多、太難。同時，社會對“填鴨式教育”有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希望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1977年，日本政府發(fā)布《學習指導要領》，推行“寬松教育”，逐步減少教育內容，旨在讓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

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學生教育壓力的降低，而是校外培訓的爆發(fā)式增長。中小學的學習難度和內容是減少了，但名校競爭局勢仍然激烈，公立學校的寬松教育狀況和激烈的競爭升學考試不對稱，導致更多學生投向“學習塾”。

進行課外補習的學生總數(shù)從1977年的310萬人增至1985年的450萬人，到了2004年已有945萬學生參加，學習塾出現(xiàn)爆發(fā)式發(fā)展、供不應求和參與者低齡化的特征。目前日本最有名、升學率最高的私塾：河合塾、東進、駿臺、武田塾、代代木、kumon，正是在這一期間得到了快速發(fā)展。

同樣，韓國在1974年開始實施高中“平準化”教育，倡導教育均衡，取消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之分，所有初中畢業(yè)生按學區(qū)劃分，通過推薦、書面材料等方式就近升入高中，廢除了初升高考試，至此小學到高中各階段的入學考試全部取消，希望以此減輕升學競爭壓力。

和日本“寬松教育”的問題一樣，韓國的“平準化”教育也沒有帶來想要的結果。均衡化的課內教育不能滿足激烈競爭之下家長的個性化教育需求，因此紛紛轉向課外補習。

韓國的補習班被稱為“學院”， 1975 年韓國有私立學院有 2977 個，1980 年增至 5023個，1990 年繼續(xù)增至 28862 個。平準化教育主導時期，課外補習機構數(shù)量持續(xù)上升，到2003 年韓國 K12 課外補習參與率高達 68.8%。

2、假設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訓，結果會怎樣？

韓國就干過這樣的事情。

1980 年，為應對過度競爭的高考課外補習熱，韓國實施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大學擴招、取消大學各自的入學考試等，對高考錄取進行寬松處理。同時，頒布了《教育規(guī)范化及消除過熱的課外補習方案》，禁止一切教育補習行為。

然而，禁止補習的政策并沒有得到家長的支持，補習的需求廣泛存在，導致禁止政策并未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私人補習禁而不止，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問題。

無奈之下，韓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補習教育的限制，政策的重心開始轉向由高額輔導費用所引起的社會公平問題上，甚至組織公立學校對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課外輔導，主要惠及農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以降低課外補習給家庭帶來的經(jīng)濟壓力和社會公平問題。

到2000年4月，韓國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禁止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班的規(guī)定侵犯了家長和學生的學習權利，違反了憲法。這一政策頒布后，社會培訓機構迅速反彈，加速增長。當前，總人口只有五千萬的韓國，教培機構卻近十萬家，僅僅是講師人數(shù)就多達三十幾萬

這樣的教育亂象之下，韓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紀錄，就是學生用于補習班的人均費用全世界第一。在韓國最著名的大峙洞地區(qū)有一個“補習班一條街”，僅僅這一條街每年就有20萬億韓元的收入，約等于1200億元人民幣。而在14億人口的中國，教培行業(yè)市值第一的好未來，發(fā)展了近20年，2020年的收入也只有287億元。

3、如果高考成績不作為唯一的選拔目標，加之更多的素質教育內容，結果會怎樣？

韓國也有這樣的案例。

韓國大學的錄取，其實有三個指標：

• 第一是校內考核，占總成績的70%。指的是學生高中三年每次統(tǒng)考的成績，以及在學校的排名統(tǒng)計，將會以復雜的算法折算成分數(shù)計入高考總成績。

• 第二是高考分數(shù)，占總成績的30%。

• 第三是生活記錄本。其實就是學生的素質評價，里面會詳細記錄學生參加的各種社會活動、競賽的名次、特長，甚至是讀書筆記。校內考核+高考折算下來的分數(shù)，決定學生能報考哪個大學，但面試決定了能否進入大學，生活記錄本就是最重要的參考指標。

韓國政府推行記錄本的本意是為了減少教育負擔，推行素質教育。但是，這樣的素質教育同樣是拿錢堆出來的。

只有進入有名的私立高中，花錢請各種老師，才有豐富的社會活動和競賽經(jīng)歷。而經(jīng)濟拮據(jù)的普通家庭，根本無法同時應對學科考試和素質教育的雙重壓力。

韓國曾經(jīng)拍過一個紀錄片，叫《學習的背叛》，里面就詳細記錄了三位來自普通家庭學生的經(jīng)歷，看完紀錄片，你會發(fā)現(xiàn)：寬松的高中教育之外，有錢人的孩子會去價格高昂的補習班、花錢盡可能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有專人幫助整理生活記錄本、購買心儀大學的各種情報以應對面試……即使在同一所優(yōu)秀的學校接受相同的教育，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花費的金錢還是會硬生生的將他們拉開差距。

教育的升級之路，終究是靠拼爹的。

在日韓的特殊社會環(huán)境下，教培行業(yè)的困境，從來就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和優(yōu)質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而是人民都想要成為教育競爭的勝利者和競爭選拔機會有限的矛盾。只要頂尖名校的畢業(yè)生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機會，而頂尖名校每年的招生數(shù)量只占全國考生的不到萬分之一，這種矛盾就會長期存在。

而這困境的根源，是在一個階層逐漸穩(wěn)固的社會體系，教育扮演了一個帶動社會上下流動的公平角色。為了公平的目標，教育幾乎是唯一一個有效的手段。

但一旦有選拔，就會有人在合理的范圍內“抄近道”破壞公平規(guī)則。所以，即使政府在政策層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嘗試，但依然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出現(xiàn)了問題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huán)。

美國模式：資本和階級

4、假設教育不用擔負社會公平的責任，按市場化機制，讓好的教育資源和價格匹配起來，結果會怎樣？

這樣的情況，發(fā)生在美國。

美國的教育有兩套體系，有錢的中產以上階級上私立學校，走精英教育，沒錢的普通家庭上公立學校，走快樂教育。你的家庭條件，決定了你接受怎樣的教育。

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開始在公立學校體系推行“快樂教育”，全面放松標準化考試對學生的束縛，減少對標準化理工科成績的要求。二十年后，“快樂教育”忽視理化成績而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有1/3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地球是平的、大學生不知道圓面積公示、面對銀行時不知如何計算利率...

關于美國“快樂教育”的真相，可以參考之前寫過的一篇文章《教育危機，失去的美國夢》。在美國，中下階層越來越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你的出身基本已經(jīng)決定了命運，不管多么努力，終將在輟學、貧困的泥潭掙扎。

然而，在快樂教育之外，美國中產以上階級的家庭，卻深知精英教育的重要性。曾經(jīng)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一位記者，跑到加州第一的惠特尼私立高中臥底一年，然后寫了一本書，叫《美國最好的中學是怎樣的》，其中說到了一個數(shù)字：4，4小時睡眠，4杯拿鐵咖啡，4.0的GPA成績。真正私立高中的學習強度，其實不亞于中國的衡水。

精英家庭的孩子也會上各種補習班，日程從早到晚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據(jù)統(tǒng)計，美國私立高中90%以上的家長都給孩子請了家教。大量的普通家庭沒有課外培訓需求，少數(shù)的中產以上階級催生了高昂的家教需求，這也導致美國沒有大的K12培訓公司。美國唯一一家上市的K12階段的教育公司就叫K12，市值僅12億美元，不過它的主要業(yè)務不是提供學科培訓，而是為學區(qū)和公立學校管理在線項目。

另外，美國的知名大學基本都是私立的，而且其入學標準更加“市場化”。美國高校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一代藤校，代代藤?！保环矫媸且驗榫⒓彝ケ鹊讓蛹彝ジ媒逃椭R的力量，因此他們用手里可動用的資源、財富建立起了高高的教育壁壘，一步步將他們精心打造的孩子送到社會的上層。另一方面在美國常春藤名校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學生屬于特殊群體，比如社會名流、校友、超級運動員、大額捐助者的子女等等，只要你夠格進入精英階層的圈子，你的子女的錄取率就會高。

這是殘酷而現(xiàn)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xiàn)狀。

日韓的教育理念強調社會上下流動的公平性，而美國的教育理念實則是維護階級的自我強化。

對于美國的精英階層，教育的核心使命不是讓孩子“變得更好”，因為“變得更好”是為了被人挑選的，他們才是制定規(guī)則、挑選別人的人。

雖然教育機構會建立各種看起來公平的規(guī)則，讓每一個人都能追逐“美國夢”。但最終那你會發(fā)現(xiàn)，精英們更容易適應、和在新的游戲規(guī)則中勝出。

在自由主義的話語下，備受期待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平等。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去追逐“美國夢”，這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故事。

但真相是，機會是平等的，獲取機會的能力基礎是不平等的。這樣的教育體制，大多數(shù)的普通人也同樣失去了希望。

德國模式：服務于社會

6、假設從最終的選拔結果上做改變，不去區(qū)分名校和普通學校，知名大學和職業(yè)學校能夠獲得的工作機會、工作報酬不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否會更好？

這樣的假設，發(fā)生在德國。

德國是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策源地。

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發(fā)展使得教育的普及成了社會發(fā)展的關鍵任務，當時的德國還是普魯士，為了培養(yǎng)產業(yè)工人，普魯士建立了8年制、以教師為中心、培養(yǎng)標準化人才為目標的“工廠式”的教育模式。而后美國效仿普魯士，逐漸發(fā)展出“6+3+3學制”，即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自此，K-12教學體系形成，并推廣到了全世界。

這套教育體系，分年級、分學科，最初是服務于工業(yè)革命中對產業(yè)工人的需求。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解放人力，標準化的產業(yè)工人逐漸被機械取代，德國發(fā)現(xiàn)這樣的“工廠式”教育不能再適用新的社會需求。

于是在1920年，德國頒布了新的教育制度：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四年以后開始分軌，覆蓋全民與分軌制兩大特征使德國教育效果顯著。此后逐漸形成了德國特色的教育體系，分為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高等教育、繼續(xù)（成人）教育五個階段。

• 學前三年、小學四年。小學畢業(yè)后分流進入四種不同類型的中學：文理中學、職業(yè)中學、實科中學和綜合中學。

• 文理中學的學制7-8年，第二階段為高級部，畢業(yè)后可申請進入大學；職業(yè)中學的學制7年，畢業(yè)后進入職業(yè)學校；實科中學學制8年，其功能是中間性的橋梁作用，一方面學生畢業(yè)后可以接受職業(yè)教育，進入專業(yè)學校和專業(yè)學院，另一方面成績很好可以轉入文理中學；綜合中學是包含以上三種類型的綜合性中學。這四類中學之間，前兩年是可以相互轉學的，這也最大程度保障了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特長來選擇。

• 中等教育第二階段學習完成后，學生進入大學或面向勞動力市場就業(yè)。德國的高等教育學校主要可分為綜合大學、?？拼髮W、職業(yè)學院三大類?！半p元制”職業(yè)學校和職業(yè)?？茖W校的學生畢業(yè)后主要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熟練技術工人、技師，如果想繼續(xù)深造，可通過文化補習進入應用技術型的大學學習。

德國教育體系圖

德國的教育體制，變選拔為分流，而且學生在兩次分流后，依然可以根據(jù)個人情況再次選擇，不會出現(xiàn)一次選擇決定終生的情況。教育體系中選拔和競爭的作用降低后，課外培訓的需求也就幾乎不存在了。

這里非常關鍵的另一點是：德國職業(yè)學校出來的畢業(yè)生的待遇不會比名校出來的待遇低，至少不會有歧視性的用工制度。學生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學也能找到不錯的工作，獲得很好的收入，這是德國“雙元制”教育體系成立的根源。但這一點，在很多國家短時間都無法實現(xiàn)。

其結果我們也能看到，德國既靠優(yōu)秀的工人支撐起引領全球的制造業(yè)，也在科學研究的前沿貢獻了大量優(yōu)秀的科學家，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個人和國家利益的結合。

中國教培行業(yè)的現(xiàn)狀更類似于日韓幾十年前的情況，改革開放四十年促就一批人先富起來，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校外培訓的需求快速增長，但我們絕對不會允許這條通往個人成就和社會公平的道路，被破壞。

從社會效率和個人發(fā)展的角度去看，德國的教育體系一定是未來我們追求的方向，社會公平、人盡其才，每個人都能得到好的教育，每個人都有充滿希望的生活。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但教育改革的困難之處，不僅在于教育需要解決目前存在的具體問題、需要更多的社會配套機制，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效果需要等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知道最終的結果。二十年的時間，對于社會發(fā)展可能很短，但對于個人，影響的是整整一代人。在任何一個改變之初，誰也無法預料最終會產生什么樣的蝴蝶效應。

我們追求社會公平，但所謂公平，前提肯定是存在不公平，為了實現(xiàn)公平，就需要有人上升、有人下降，這時候既得利益群體必然會跳出來反對。在一個不均衡的社會，社會公平往往和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沖突的。

教培行業(yè)的發(fā)展和沖突，只是這社會的一個縮影，雖然困難重重，但依然有很多人在嘗試。

只要努力，就會有希望，不是嗎？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信口說”（ID：xinkoushuo），作者信口說。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