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說,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其實,這句話從物質食糧擴展到精神食糧同樣成立——讀什么,你就是什么?,F(xiàn)在,越來越多人懂得健康飲食:少吃垃圾食品,少攝入糖分,多吃蔬菜水果和五谷雜糧……其實,我們也應該用心打造自己的媒體食譜:攝入均衡、充分的信息營養(yǎng),摒棄低質的信源。
新聞實驗室“我的媒體食譜”欄目,邀請各路達人分享自己獲取新聞和其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希望這個小欄目,能夠啟發(fā)和幫助更多人優(yōu)化自己的媒體食譜。本期媒體食譜的分享嘉賓是趙嘉敏。他是南加州大學的運籌學博士、前硅谷工程師、現(xiàn)譯言網(wǎng)創(chuàng)始人,也是將凱文·凱利的書引進中國的第一人。基于這樣的背景,趙嘉敏對技術和人性均有著深刻的洞見。
趙嘉敏的一大風格是“像機器一樣思考”,他可以像機器一樣按照某種程序來搜索自己的記憶,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像算法一樣的機械過程,抽絲剝繭地更多從技術的需求角度去想問題。重要的是,他還能將這個過程講得輕松、有趣。
6月,趙嘉敏在36氪上新開了一門音頻課程《理解未來32講》,我和他聊了聊技術哲學的層面上,他對攝取和處理信息的見解,以及他對未來的一些洞見。
據(jù)說,他的最新洞察,連凱文·凱利都期待。
方可成:你平時看哪些媒體?為何選擇它們?
趙嘉敏:我平時不太“讀書看報”;會讀一些自媒體的文章,偶爾會讀一兩本書,但絕大多數(shù)都是朋友們推過來的——不是發(fā)朋友圈那種,而是直接推給我或是發(fā)到一些我關注的微信群里的文章。
方可成:你的閱讀習慣如何?
趙嘉敏: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有“閱讀習慣”。我平時都是用 Google 搜我感興趣或要解決的問題,然后去搜索結果中挑感興趣的讀;最經(jīng)常的來源有“維基百科”、The Medium、Stackoverflow(技術問答網(wǎng)站)和一些技術類博客網(wǎng)站。
方可成:你是如何解決信息過載的問題的?
趙嘉敏:我不認為“信息過載”是個問題。事實上,我看到年輕人處理信息的速度比我快得多。我只恨自己沒能晚生十年,在年輕的時候就浸泡在信息的海洋里。
方可成:你是怎么觀察年輕人處理信息的速度或方式的?你覺得年輕人在處理信息方面有了怎樣的進化?如果可以用進化這個詞的話。
趙嘉敏:我主要有兩種場合可以觀察到年輕人處理信息的方式:一種是辦公室里,一種是地鐵上。
首先,他們輸入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在手機上用雙手輸入;而我只能用一只手。我估計,他們在移動終端上輸入信息的速度至少比我要快兩倍以上。
其次,他們回應信息的速度也非常快。我寫一條信息,往往要字斟句酌,花上半天功夫。但我看年輕人回復信息,就好像說話一樣,“張口”就來。
第三,我發(fā)現(xiàn)年輕人的語言,單位長度的信息含量比我們大。他們一句話里,往往帶有我們完全不懂的“梗”或“典故”。有時候看他們發(fā)出的消息,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劉姥姥”。
還有一點,我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喜歡在微信里留語音信息。我曾經(jīng)認為,語音信息對接收者來說是不友好的,不如文字信息可以快速瀏覽。但現(xiàn)在我的看法有所改變。語音包含的信息量要比文字豐富得多,尤其是在關系比較近的朋友之間溝通,我們更需要這些文字之外的信息,包括語音所表達出來的善意、理解等等有助于溝通的感情。
我也想過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一個原因是,我們使用 IM 的時候,智能手機還不普及,我們一開始都是在 desktop 上用 IM,留語音信息不方便,從而養(yǎng)成了留文字信息的習慣。但數(shù)字原住民們從一開始用的就是移動終端。所以他們能比我們更充分地利用移動終端的優(yōu)勢。
方可成:如何培養(yǎng)信息的獲取和處理能力?
趙嘉敏:這個需要培養(yǎng)嗎?這應該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吧?我們的大腦、我們的所有感官,不就是用來獲取和處理信息的嗎?
我想,之所以有能力的差異,是環(huán)境不同的原因。就像我剛才說的,年輕人不用刻意培養(yǎng),他們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就遠強于我們——因為他們適應了信息密度更大的環(huán)境。
方可成:你對信息碎片化的理解是什么?
趙嘉敏:“信息碎片化”是一種必然。
大多數(shù)人對“信息碎片化”有一個誤解。很多人以為,“信息碎片化”會使信息變得不完整。絕對不是這樣的!“碎片化”是把信息的顆粒度小,但信息所包含的消息仍然是完整的。
信息的顆粒變得更小的“信息碎片化”,可以被更快地處理,讓更多的用戶參與進來,進一步加快信息的傳播和演化。
我還想揭示一個大家可能不大敢直面的真相,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大腦,正在變成互聯(lián)網(wǎng)這個“超級大腦”的神經(jīng)元,換句話說,我們的大腦正在“神經(jīng)元化”。
這是什么意思呢?請想象一下,全球幾十億用戶加上上百億的智能設備,都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超級大腦”,而這個“超級大腦”中的每個用戶或是每臺智能設備,都相當于一個神經(jīng)元。
這樣一個過程意味著什么,我還不是很清楚。一個可以想象的未來是,不同的人群演化成“超級大腦”的不同功能區(qū):有的人群就像“條件反射”功能區(qū),處理和轉發(fā)大量簡單的信息;有的人群則像“視覺”功能區(qū)或是“聽覺”功能區(qū),可以處理更復雜的信息。不管是在什么樣的功能區(qū)里做一個神經(jīng)元,我們每個人都必然要面對越來越多的碎片化信息,并且我們還要學會用更快的速度來處理它們。一個保守的估計是,互聯(lián)網(wǎng)上由人類生成的數(shù)據(jù),大概每三年就會翻一番。
我想說的是,碎片化的電子媒介環(huán)境正是我們親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且我們顯然越來越擅長于創(chuàng)造碎片化的信息。
方可成:你也一直認為“碎片化認知”是我們必須掌握的一項新技能。那么,到底“碎片化認知”和傳統(tǒng)的認知有什么根本上不同?
趙嘉敏:傳統(tǒng)認知的思維方法是歸納、演繹,也就是從個體到一般或從一般到個體。這兩種思維方式我們都很熟悉。也就是說,我們期待會有一些一般性的規(guī)律、一些普遍適用的規(guī)律。
而碎片化認知需要越來越多地運用“類比”的思維方法?!邦惐取笔鞘裁茨??“類比”從個體到個體的推理方法。比如:老鼠有四條腿和一條尾巴,貓也有四條腿,所以貓也很可能會有一條尾巴。
“類比”的本質是不再糾結于一般性的規(guī)律,而是更加關注個體之間的相似性和關聯(lián)性。
“類比”更適用于當下的碎片化信息的環(huán)境:我們接觸到的信息實在是太龐雜了,其中充滿了彼此矛盾的事實,或是有意無意的偏差和噪音。你在網(wǎng)上找出任何一個事實,也都能在網(wǎng)上找到一個與之相反的事實。
而類比在當下這個環(huán)境下的意義就是:不保證推測一定是正確的,但它保證了能夠更有效地做出推測。
方可成:以碎片為起點的認知,或者說用類比的思維方式,怎么能形成完整的認知呢?
趙嘉敏:關于碎片化認知、類似的思維方式,我在36氪開氪開設的專欄《理解未來32講》中都有更完整的講述(該專欄詳見下文)。至于如何以碎片為起點,來擴展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疆界,我也專門拿出了一節(jié)來講。
我的方法論是,“拼圖式學習”。我認為,一個完整的認知過程至少要包含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找相同”,也就是把兩樣事物關聯(lián)起來;第二步是“找不同”,也就是要考察兩個事物之間的差異。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兩個相似事物之間的不同之處,往往是我們提出問題的地方;而能夠不斷地提出問題,恰恰是我們這個拼圖游戲能夠不斷玩下去的關鍵所在。
方可成:對于普通人來說,如何快速加強英文閱讀能力?
趙嘉敏:環(huán)境不變化的話,還真難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我感覺這幾個問題回答下來,一頂“環(huán)境決定論”的帽子已經(jīng)牢牢地扣在我頭上了。
方可成:如何看待文、理分科?是否真的有所謂文科思維和理工科思維?如何能夠成為在文理科跨界的人?
趙嘉敏:文、理分科的最大問題,是把人性和技術割裂開來。對文科生造成的傷害尤其大,因為在文科生和技術之間人為地放置了一座大山,讓文科生對技術有一種陌生感、疏遠感、隔閡感。當然,很多理工生的想法也很危險,比如說,“技術是中性的”在理工生群體中恐怕就比較普遍,這是把人性和技術割裂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
事實上,我們認為,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而且是技術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發(fā)明。人們最喜歡講的一個隱喻就是,“希望”是潘多拉盒子里唯一剩下的東西。那什么是“希望”?“希望”是對人性的樂觀,更是對技術的樂觀。
方可成:你一直在各種場合說,“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到底什么叫“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人性和技術之間的關系,在你看來是什么?理解了這種關系,對于個人的價值是什么呢?
趙嘉敏:說“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有幾層意思:
第一,技術不是人的發(fā)明,至少,不全是人的發(fā)明。拿編碼技術來說,DNA 是最精巧的編碼技術,它早在人類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了。再拿連接技術來說,洋流就是一種連接技術,起到交換物質和能量的作用,它更是早在生命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了。我們平時所說的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狹義的技術,是專指由人所發(fā)現(xiàn)和應用的技術。但即便是對這部分技術,人類也是在十九世紀之后才開始清晰感知到的。
第二,人是技術的性器官。人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發(fā)現(xiàn)和傳承新技術。DNA 是技術發(fā)明的第一種復制器(replicator);而人類的大腦就是DNA演化的結果。在人類的大腦中,又出現(xiàn)了第二種復制器——文化基因。正是因為文化基因可以在人的大腦之間復制、傳播和演化,技術才得以不斷拓展出新的節(jié)點。未來,技術會不會找到,或者說,發(fā)明出新的性器官,我們還不確定。但我傾向于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會太久。
第三,技術有它自己的目標和日程。技術的目標,就是推動世界朝多樣性和復雜性增加的方向演化。這是一個加速增長的演化進程。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服務于技術的目標和進程,是一種必然。
最后,認識到“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有兩個意義:第一,不再糾結于“技術失控”問題,不再把人性和技術放在對立面上,而是從統(tǒng)一的視角看待人性和技術的關系;第二,跳出“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那口“井”,從更高的維度上認識到自身的使命——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全人類的。
方可成:說到技術,未來人們的一大恐慌是“技術性失業(yè)”,也就是機器取代人的這種可能性情況。你覺得怎樣才能避免被機器取代?
趙嘉敏:我有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要有專長。
你要有一項技能,是比其他大多數(shù)人都做得好的。你可能會覺得,跟其他人比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將來是要跟機器比。我承認,將來在任何一項技能上,我們可能都比不過機器,但是,擁有專長可以讓你比其他人都更長遠地保住自己的飯碗。
國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未來十年里,技術創(chuàng)新最有可能對那些只有中等或低等技能的人群產(chǎn)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第二,要善于和機器合作。
凱文·凱利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國際象棋比賽。1997 年 IBM 的“深藍”計算機戰(zhàn)勝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在這之后,人機之間的對抗基本上沒有什么懸念了。但卡斯帕羅夫后來組織了另一種比賽,就是人機混合組隊比賽——也就是說,參賽的任何一方,都是一臺計算機加上一個人類棋手,卡斯帕羅夫把這樣的隊伍稱為“半人馬”。這是人機合作的一個例子。
所以,如果你在未來碰到需要和機器合作的時候,千萬不要抵觸。事實上,我更傾向于認為,機器完全取代人類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現(xiàn),未來更有可能是人機協(xié)同的時代。
第三,要讓自己更有人情味兒。
人性是技術的發(fā)明,機器也是技術的發(fā)明,兩者會越來越接近。但我并不是說,人會變成機器,或者機器會變成人。人有而機器沒有的,不是智能,也不是什么創(chuàng)新能力,而是人有人情味兒。人和人之間的關心、理解、信任、支持、默契,還有幽默等等這些有人情味兒的情感,可不是機器能夠輕易模仿的。事實上,如果機器想要模仿這些情感,最可靠的辦法是,直接克隆一個真正的生物人。
蒂姆·奧萊利在他的新書《未來地圖》中也預言,未來需要人情味兒的工作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比如說,照顧老人或孩子,私人健身教練,等等。
人和人之間的關心、理解、信任、支持、默契,還有幽默等等這些有人情味兒的情感,可不是機器能夠輕易模仿的。
方可成:你在36氪上的課程是《理解未來32講》。那么,“未來學”是什么?普通人了解未來學有什么用處?
趙嘉敏:“未來學”是一門藝術,它從整體論和演化論的視角去感知世界,綜合運用多學科的領域知識,力圖挖掘社會演化的深層規(guī)律和趨勢。借用麥克盧漢的話說,未來學家們“只探索,不解釋”。
未來學并不能幫助我們準確無誤地預測未來。上個月我和霧滿攔江老師的一場對談中,霧滿攔江老師打了一個比方,他說:“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就像一場足球比賽,誰都不能保證進球。但只要你還在場上,就必須不停奔跑。奔跑的意義何在?幫助你找到球感。而球感,是一種超驗的認知?!?/p>
未來學就是幫助我們找到對未來的“超驗”認知。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作者方可成,原標題《趙嘉敏:“碎片化認知”是必須掌握的一項新技能》。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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